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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游记》的作者是吴承恩？对多数人来说，这个问题的答案当然是“当然是”，但在学界看来，赋予吴承恩著作权的“铁证”还未出现，这桩延续了400多年的公案或将继续。而在“破案”过程中，考证作者的方法论值得重视。 近日，由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主办的“2017《西游记》高端论坛”，邀请了来自复旦大学、武汉大学、浙江大学、同济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华中科技大学、辽宁大学等高校的30多位专家学者与会，共同研讨《西游记》的思想、艺术与《西游记》研究的最新进展。在论坛上，引起最多交锋的话题，是百回本《西游记》的“身世之谜”——这本名著与吴承恩之间，到底有没有关系？ 三位致力于研究《西游记》的学者——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竺洪波、淮阴师范学院文学院教授蔡铁鹰、《西游记》研究者李天飞对此态度不一。三人旁征博引，各执一词。 关于“铁证”的争论 李天飞曾校注过中华书局版的《西游记》，该书封面上写着“（明）吴承恩著”。说到这一署名，把《西游记》读了一遍又一遍的李天飞却摇了摇头：“这真不好说。作者是吴承恩和不是吴承恩的比例，我认为各占50%吧。”李天飞说，据他了解，在研究《西游记》的学者群体中，他这样的“骑墙派”并不在少数。 李天飞告诉记者，学界无法确信《西游记》是吴承恩所作的一个主要原因，是缺乏明确的证据。如今，学者们要探讨《西游记》与吴承恩的关系，总会提到一点：在明代天启《淮安府志》卷十九《艺文志》一《淮贤文目》中，有如下著录：“吴承恩：《射阳集》四册×卷；《春秋列传序》；《西游记》。” 可以说，这是近百年来将《西游记》作者锁定为吴承恩的主要证据。但就是这条看似“铁证”的线索，仍在论坛上引起不小的争论，主要围绕如下三点： 首先，“疑吴派”和“骑墙派”认为，这是一条孤证，不足以说明事实。而“挺吴派”则认为，《淮安府志》是天启年间编写的，距离吴承恩生活年代并不遥远，是值得信服的材料。根据蔡铁鹰的考证，在天启《淮安府志》中有《近代文苑》一栏，且只记录了两个人，其中之一就是吴承恩。蔡铁鹰翻阅了正德、万历、天启、乾隆、光绪五种版本的《淮安府志》，发现只有天启版中设有这个栏目。而且，《近代文苑》是这样描述吴承恩的：“复善谐剧，所著杂记几种，名震一时。”他认为，《淮安府志》乃官修志书，每一条内容增删都有解释。那时距吴承恩的后人修订其《射阳先生存稿》不久，很可能是时人受此影响特为撰写。“《近代文苑》的描述与《淮贤文目》相互关联，互为注脚，是一种非常合理的搭配。” 第二，“疑吴派”和“骑墙派”提出，在这段著录中，既没有说明吴承恩的《西游记》是多少卷多少回，又没有说明这是什么性质的著作，凭什么断定吴承恩所作的《西游记》就是百回本《西游记》？已故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章培恒先生早在1983年就在《百回本〈西游记〉是否吴承恩所作》一文中提出，在清初黄虞稷所撰的《千顷堂书目》卷八史部“舆地类”中有如下著录：吴承恩《西游记》。黄虞稷是一位很有学问的目录学家，如果他知道吴承恩的《西游记》是一部通俗小说，“绝不会把它编入地理类去”。对此，“挺吴派”认为，黄虞稷的藏书目录固然可参考，但《千顷堂书目》篇幅庞大，前人已整理出的此书目中误收误录的例子不在少数。那么，谁能证明吴承恩的《西游记》不是其中一例？“疑吴派”和“骑墙派”继而又提出，依据当时轻视小说的传统，如果《西游记》是小说，理应和吴承恩的另一本著作《禹鼎志》一样，不被列进《淮安府志》。“挺吴派”却认为，《禹鼎志》没有被列入，可能是因为天启年间这本书尚未刊刻或业已散佚。另外，没有明文规定各地府志不能收录小说戏曲，就算有，那《西游记》能被列入，不正应了那句“名震一时”吗？ 第三，“疑吴派”和“骑墙派”指出，当年提出《西游记》作者是吴承恩时，主要参考了清代吴玉搢的《山阳志遗》。吴玉搢注意到“书中多吾乡方言，其出淮人手无疑”，考虑到吴承恩正是淮安府山阳县人（今江苏省淮安市），似乎可以对应起来。然而，书中又有许多其他地区的方言，何以断定“出淮人手无疑”？关于这个问题，近年来一些语言学家参与了研究，认为《西游记》里几百首韵语（诗歌），押的都是方言韵，在对照《中原音韵》并结合宋元明音韵的变化后发现，这些音韵的特征都指向了一个结论——《西游记》作者只能是淮海地区人。于是，“疑吴派”和“骑墙派”又提出，就算此书确实“出淮人手”，也无法证明此“淮人”就是吴承恩。或者说，吴承恩是写了本《西游记》，但百回本《西游记》的作者却是另一个“淮人”。“挺吴派”则认为，结合《西游记》的内容与行文风格，考察《西游记》作者的诸多因素，当时满足条件的“淮人”只有号称“淮海浪人”的吴承恩。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