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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习近平主持召开文艺工作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正是在这次讲话中，他再次重申：“社会主义文艺，从本质上讲，就是人民的文艺。文艺要反映好人民心声，就要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这个根本方向。这是党对文艺战线提出的一项基本要求，也是决定我国文艺事业前途命运的关键。要把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作为文艺和文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把人民作为文艺表现的主体，把人民作为文艺审美的鉴赏家和评判者，把为人民服务作为文艺工作者的天职。”这段话真实而深刻地道出了文学与人学关系的四个维度：文学需要以人为对象，以人为主体，以人为根本，以人为目标。文学本身只有借助于人的活动，以人为活动的主体，服务于人的活动，并最终在人的活动中才能建构起自身，人的活动对于文学具有本体论的意义，离开了人，离开了人的参与, 也就谈不上文学。这段话从目的论的层面阐释了文学在人的精神提升和完善 、实现人的生存价值、 使人拥有真正意义的生活中的重要作用 。 人民是无数个人的统一和集合。这些无数个个人集合起来的人民，既是历史的创造者也是历史的见证者，既是历史的“剧中人”也是历史的“剧作者”，他们创造着生活，也创造着历史。75年前，赓续五四传统、承袭长征精神、发扬左翼思潮、拓展苏区文化、汇流陕北风貌的延安文艺，为新中国文艺事业奠定了不朽的基石，为新中国文艺走向普及、繁荣指明了方向。75年来，正是凭借这种精神，文学家写出了“白日的先驱，光明的使者/打开所有的窗子来欢迎/打开所有的门来欢迎/请鸣响汽笛来欢迎/请吹起号角来欢迎”的深情诗句；文学建设者将千疮百孔的旧中国建设成文化大国；文艺工作者戮力与共，继续将中国文艺事业“推向一个光辉的新阶段”。 柳青和他的《创业史》是体现文学与人学关系的一个优秀典范。1952年5月，柳青离开北京，来到陕西长安县皇甫村安家落户，在镐河畔神禾原上的古庙里，像一个农民一样住了14年。1966年，作家柳青终于在山窝窝里拿出了他的作品《创业史》。时代在这里也呈现着惊人的奇迹——柳青笔下的梁生宝在新中国最贫困、最艰苦的地方创造了奇迹，他在蛤蟆滩上挺起脊梁宣布：“社会主义是穷人的事业，我们不怕挫折，不怕失败，只要志向高远，英勇无畏，小人物的事业也会创造历史。”这是梁生宝的呐喊。在新中国成立后广大农村如火如荼的革命和建设中，身处其中的中国农民不仅经历着命运的转变，更经历着思想的巨震。柳青和他的《创业史》中的主人公一样，质朴无华、不事经营，可那勇往直前的劲头、怀揣着理想的生气、一步一步踩出来的扎实，让人由不得被感动。《创业史》仅仅数十万字的作品却成功地塑造了一个生活在中国大地上活生生、泼辣辣的“领头人”形象。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与作家、艺术家谈心时，苦口婆心地说：“柳青可以做到中央或陕西省的一个文件发下来，他会知道他的房东老大娘是哭还是笑。”作家与人民如此心心相通，是一部优秀作品能够穿越时间留在读者心中的重要原因，也是一部优秀作品具备深厚蕴意的重要基础。 岁月犹如白驹过隙，今天这个时代何尝不是遍地呼唤梁生宝的时代？相隔半个世纪，我们不是感觉他离我们远了，而是感觉他离我们越来越近。那个走在“坡陡、石多、土薄、植被稀”800里太行的吴金印步履匆匆，分明踏着共和国农民与农村的历史歌行。在与农民一同劳作的白日，梁生宝呕心沥血、殚精竭虑，他朴实而智慧，在驴声嘶鸣的夜晚，梁生宝心底无私，睡得踏实又安然。我们的时代，不论是半个世纪之前还是半个世纪之后，都需要《创业史》这样与人民息息相通的好作品，需要梁生宝这样与人民心心相印的好人物形象，他披霞饮露却光明磊落，他披星戴月却坦坦荡荡，他披荆斩棘却无往不胜，重要的是，他来自人民，服务人民，又回到人民。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一场震古烁今的伟大事业，需要坚忍不拔的伟大精神，也需要振奋人心的伟大作品。今天，在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的时代背景中，文化认同的消散、想象空间的匮乏、理想信念的丧失等问题依然存在，这是中国作家和文学面对的最重要的问题。我们需要思考的是，在这个进行着的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征程中，如何让更多的梁生宝一样的人物形象挺起胸膛，担起重担，骄傲地行走在中国文学史中，是摆在我们每个人眼前的提问。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