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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和人民的关系问题，是文艺中常说常新的话题。比如，“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便是习总书记在讲话中反复强调的核心议题。现在看来，人民这个概念理应是中国革命的产物，我们今天能够非常从容地讨论“文艺与人民”的关系，这本身就是在中国革命遗产框架下讨论问题的方式。由于这个斗争天然包含了阶级革命和民族革命的双重任务，这使得我们对人民的理解也理应包含阶级论与文明论的双重维度。在我们今天这样一个后革命的时代，无论是文艺还是人民，无论是阶级解放还是文明复兴，都面临着新的历史内涵的填充，也面临着新的挑战。 首先，按照阶级论的观点来看，人民更像是一个虚构的总体性。因为它的权威地位来自其本身是一个不可分的抽象总体。我们从来找不到哪一个人叫作人民，因为一旦具体化，人民的概念就失效了。我们只能在一个不可分的总体上去理解人民的权威。而对人民这个不可分的总体，最大的威胁恰恰来自于个体，因为人民同时又是一切人，一切具体的人的汇聚，那些带有多样化属性的个体，势必会瓦解作为总体的人民。比如，底层的出现，打工者的出现，使得我们不得不重新定义人民。 这便存在着阿甘本所说的“大写的人民”和“小写的人民”的区别。前者即是总体性的人民；而后者指的是那些无法被“大写的人民”所涵盖的，一直受排斥的边缘人，即“赤裸生命”。由于这样一些人群的存在，任何政治体都必须面对始终存在着潜在内战的命运。因为这些“小写的人民”，始终存在着消解人民总体的力量，这个消解的力量会积聚起来，在某一时刻对政治体的权威发出挑战。这是任何政治共同体都必须面对的根本性的断裂。而“内战”的结果则是利维坦与比蒙这两头巨兽（分别象征着“大写的人民”与“小写的人民”）的同归于尽，而在末世的盛宴中，将产生一种新的人民。 因此，人民其实是一个生产的概念，它是事件之后的生产，在事件之后，那种忠实于事件，并积极认同于事件所开辟的真理的人合体为新的人民，他们一起面对当下的时代，开创一个新的国度，让既有的苟延残喘的现有国度都慢慢在事件的光芒中消逝。而新的事件也不断召唤着时代去为人民填充新的历史内涵。在这个意义上，人民不是凝固的、现成的、隐匿在某处安静地等待我们去发现的某种实在的群体，它是流动的，不断生成，不断变异，不断被制造又不断消失的幽灵般的存在。而文学的任务就是去召唤、去发现、去捕捉那些幽灵，赋予它们肉身，让它们显形并发挥作用。与此同时，还要时刻准备着它们在某一天的消失，并积极着手重新发现。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