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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是无数个人的统一和集合。这些无数个人集合起来的人民，既是历史的创造者也是历史的见证者，既是历史的“剧中人”也是历史的“剧作者”，他们创造着生活，也创造着历史。 作家与人民如此心心相通，是一部优秀作品能够穿越时间留在读者心中的重要原因，也是一部优秀作品具备深厚蕴意的重要基础。 “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到哪里去？” 一个世纪以前，法国印象派画家高更的一幅著名画作。他在这幅画作中提出来的三个重要的问题，是考验人类生存的根本问题，更是考验人类灵魂的哲学提问。不论是艺术和艺术家，还是作家和作品，同样都面对着这三个问题的拷问——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我们到哪里去？文学的创作和阅读，说穿了就是人的创作和阅读，离开了人的参与，就谈不上文学。 文学和人学一直是相生相许、相依相伴的；文学和人学的问题，一直是文学创作和文学研究的重要问题。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人的意识逐渐觉醒，文学中的人的问题一时成为显学。1940年代末，袁可嘉在《“人的文学”与“人民的文学”》一文中指出：“放眼30年来的新文学运动，我们不难发现构成这个运动本体的，或隐或显的两支潮流：一方面是旗帜鲜明，步伐整齐的‘人民文学’，一方面是低沉中见出深厚，零散中带着坚韧的‘人的文学’。”此后，人学中的文学与文学中的人学一道，从隐蔽的角落走到了聚光灯下，从一个不可回避的学理命题，转化为一个具有时代意义的中心问题，并且成为贯穿整个中国新文学乃至此后相当长时间文学发展的基本课题。 75年前的1942年，鲜花盛开的5月，远处炮声隆隆，三根木棍支起一盏汽灯，就在中共中央办公厅门前的空地上，一个决定新中国文艺方向和前途的会议召开了。正是在这个会议上，毛泽东主持延安文艺座谈会并发表讲话，讲话标志着对文学与人学的重新认识，“人民文学”成为历史的潮流。延安文艺座谈会——我党历史上第一次召开的关于文艺问题的专题会议，指出了中国文学艺术的中心问题，就是“一个为群众的问题”和“一个如何为群众的问题”。伴随着青春淬炼的深情讴歌、伴随着风雷激荡的红色篇章，中国文艺从此一扫低沉、哀怨、缠绵，奠定了高亢、明朗、激情的基调。“在解放区，文艺的面貌、文艺工作者的面貌，有了根本的改变，这是真正新的人民的文艺，文艺与广大群众的关系也根本改变了”。1949年6月，在第一次全国文代会上周扬感慨到。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指出：“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邓小平说：“我们的文艺属于人民”，“人民是文艺工作者的母亲”。江泽民要求广大文艺工作者“在人民的历史创造中进行艺术的创造，在人民的进步中造就艺术的进步”。胡锦涛强调：“只有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永远同人民在一起，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艺术之树才能常青。”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