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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习近平文艺与治国思想的理论贡献与价值意义 习近平的文艺治国思想有着清晰的理论来源，这一来源既立足于中华民族以文治国的历史传统，也是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文艺与社会思想的理论吸收和创新性发展，体现出鲜明的中国特色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思想光辉。同时，习近平的文艺治国思想还有其清晰的现实映照，它既以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已经取得的所有成就为物质基础，同时也放眼世界，是在全球化条件下对我国发展道路作出科学判断的必然选择。文艺问题从来都不是文艺自己的问题，文艺的作用也从来都不是单一的作用，它关联着治国、治家、治事、治人，也关联着精神、价值、认同、实力。习近平有关文艺与文艺工作的论述，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伟大征程中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一)习近平的文艺思想是中国古代传统文艺治国理念的延续 我国古代有关文艺与治国的论述很多，并形成了丰富的“文治”思想。虽然不能狭隘地将“文治”理解为用文学艺术治理国家，但以诗书礼乐为代表的文学艺术在国家治理方面所发挥的作用却很早就得到了重视。《论语》记载：“子曰：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这里所谈的正是《诗经》在从政和外交活动方面的应用，可见文学作为治国理政的重要工具之一，这一观念是被古代知识分子所普遍接受的。也正是由于这一原因，对宋初宰相赵普用半部《论语》“辅太祖(赵匡胤)定天下，今欲以其半辅陛下(赵匡义)致太平”的说法，我们不会觉得有丝毫的诧异，反而认为这是十分自然的事情。“采诗观风”是西周以来“补察时政”的具体举措，孔子关于诗歌作用的“兴、观、群、怨”说，不管是哪一点，所反映的都是以诗歌为代表的文学在国家政治系统中直接运用的情况。这一核心理念，在此后两千多年的时间里被无数的文人知识分子重复言说，成为我国文治体系中的基本要义，也成为文学的安身立命之本。无论是“辞之所以能鼓天下者，乃道之文也”(刘勰《文心雕龙·原道》)以强调文的明道功能，还是“人之于文学也，犹玉之于琢磨也”(《荀子·大略》)以强调文的化育作用，抑或是“彰君子之志，劝美惩恶，王化本焉”(裴子野《雕虫论》)以强调文的美刺讽谏之力，从中都可以看出我国古代文人为文艺所争取到的明德治乱、经纬天地、谏政治国的话语权利和话语地位。当一代帝王曹丕说出“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时，文艺在国家治理、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已经是不可摇撼、无可替代的了。 由此可见，习近平的文艺思想根脉联结着深厚的中国“文治”传统，有着鲜明的中国特色与中国智慧。它深植于中华文化传统之中，汲取其中的思想精髓，并将其与时代有机结合起来，是科学的论断，对我国的文艺建设及文化强国方略有着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二)习近平的文艺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继承和发展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揭示了社会结构，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相互关系，同时也为艺术确定了位置。“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在考察这些变革时，必须时刻把下面两者区别开来：一种是生产的经济条件方面所发生的物质的、可以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指明的变革，一种是人们借以意识到这个冲突并力求把它克服的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或哲学的，简言之，意识形态的形式”(16)。也就是说，文艺作为一种属于社会上层建筑的特殊的“意识形态的形式”，是由一定的经济基础和社会存在所决定的，它既是一定的历史条件的产物，又是作家艺术家对他们所属时代生活的反映的结晶。当然这种反映既是审美的反映，又是能动的反映。马克思早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就已经提到了“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17)的审美创造原则，而能动的反映论则在列宁那里得到了很好的阐述和论证。虽然依据普列汉诺夫的社会结构“五层次论”的理论表述，文艺是漂浮于空中的社会意识形态，离社会经济基础比较远，要通过哲学、宗教、道德和政治等中介，才能曲折地反映经济基础的要求，但无论多远，文艺属于社会意识形态的一种形式，最终要接受经济基础的制约，这是无可置疑的。正因为如此，列宁在《党的组织与党的出版物》中明确提出，“写作事业应当成为整个无产阶级事业的一部分，成为由整个工人阶级的整个觉悟的先锋队所开动的一部巨大的社会民主主义机器的‘齿轮和螺丝钉’”(18)，写作“不是为饱食终日的贵妇人服务，不是为百无聊赖、胖得发愁的‘一万个上层分子’服务，而是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为这些国家的精华、国家的力量、国家的未来服务”(19)。继承列宁的理论遗产，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则结合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现实和完成民族解放任务的基本要求，提出了文艺为工农兵服务、“文艺是从属于政治的”，以及文艺批评标准的“以政治标准放在第一位，以艺术标准放在第二位”的主张。“延安讲话”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符合当时中国国情与形势，为我国民族解放事业的顺利完成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也为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社会主义文艺事业建设提供了基本的依照。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十分重视文艺在社会发展中的能动作用与服务功能，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基本方法的指导下，根据形势的变化和工作重心的转移，我们都会及时调整文艺方针，以期更好地推动文艺的发展，更好地发挥文艺的功用。1978年党的第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了“文艺为社会主义服务，为人民服务”的文艺方针，取代了以往“文艺为政治服务”“文艺从属于政治”的口号，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的发展繁荣提供了新的理论指南。改革开放近40年后，习近平同志主持召开文艺工作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既是解决我国文艺工作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新任务、新发展的需要，同时也是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基本思想的继承和创新发展，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最新成果，是当代我国文艺工作的最新指南。 (三)习近平的文艺思想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要求 今天我们正处在实现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和“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的关键时期，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新理念、新思想、新阐释、新战略、新实践，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有一个完整全面的复兴计划与落实规划。在中国经济发展起来之后，民族形象的塑造、核心价值观的引领、民族精神的凝聚、中华文化新辉煌的创造等显得尤为重要。加之2008年世界性的经济危机以来，西方各国的经济发展徘徊不前，持续低迷，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所表现出的各种优越性，引起了世界各国的关注。在这样的情形下，把中国经验推介出去，“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中国方案”(20)，已成为作为世界大国的中国的诉求之一。有学者指出：“‘蛋糕相对做大’以后，中国式现代化发展进入新的历史发展阶段。这一阶段，邓小平称为‘发展起来以后’。中共十八大以后，我国真正进入了‘发展起来以后’的历史阶段，中国式现代化发展也进入了表达诉求期，民众的各种诉求在增强。”(21)因此，“高度重视和充分发挥文艺和文艺工作者的重要作用”显得尤其必要，“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阐发中国精神、展现中国风貌”，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显得时不我待。“全球化”时代，在民族核心竞争力的综合考量中，文艺既是文化的软实力，同时又是文化的硬实力。 文艺本应该“感国运之变化、立时代之潮头、发时代之先声”，然而现在我国文艺的状况并不能完全随人所愿，“存在着有数量缺质量、有‘高原’缺‘高峰’的现象，存在着抄袭模仿、千篇一律的问题，存在着机械化生产、快餐式消费的问题”，文艺没有了生命力，“在市场经济大潮中迷失方向”，“在为什么人的问题上发生偏差”。习近平说，当前文艺最突出的问题是“浮躁”，而文艺上的浮躁所表现出的正是社会的浮躁、思想的混乱、价值观的缺失与人们精神上的魂无定所。习近平曾指出：“我们前所未有地靠近世界舞台中心，前所未有地接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前所未有地具有实现这个目标的能力和信心。”(22)显然，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文艺不能失声，不能无语，不能无所适从。正是从这一角度看，习近平的“文艺工作座谈会讲话”适逢其时，必能纠偏归正，使我国文艺回到健康发展的轨道上来。 “祸患常积于忽微”，而只有“居安而念危，则终不危，操治而虑乱，则终不乱”，由以上论述可见，习近平的文艺治国思想是根据现有国情、民情、文情，依据国史、党史与时俱进提出的新思想、新战略、新理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