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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不过，一些新时期作家却有着较强的逆反心理，急于摆脱杰姆逊的“民族寓言”说，在对待“民族叙事是抹煞个体、受权力操纵的统治工具，还是朝向公众意义共有开放的必然”这个问题时有着自己独特的思考，在文本的创作上也有着与众不同的艺术追求，比方，以韩少功、莫言为代表的寻根文学与以余华、苏童为代表的“先锋小说”，在他们的文本中，公与私、诗学与政治、性欲和潜意识领域与阶级、经济、世俗政治权力的公共世界之间存在着严重的分裂，有着杰姆逊所说的“是弗洛伊德对马克思”的审美态势，个人“小我”看似走出了民族“大我”的“阴影”，实则笼罩在更深的“阴影”中：因为这种试图摆脱的“集体努力”恰恰又成了一个新的更大的“民族寓言”。也许，这正是余华和苏童等人在经历了深刻的反省后重新回到《活着》和《我的帝王生涯》等这些闪烁着人道主义温情光辉的“民间寓言”（民族寓言的一个变种）来的理由。实际上，一个具体的文本隐含着强大的民族寓言并非坏事，它是一种凝聚力的象征，一种中国特色与中国文化的体现。 原因在于，中国新时期文学有着自己独特的精神疆域，因为数千年的历史积淀，使其文化构成元素既有“前现代”的内容，更有“现代”和“后现代”的成分。它表明当今的中国社会仍然有颠覆与愈合、解构与重建、撕裂与规范、边缘与中心、受制与宰制、地下与公开、潜流与主流、精英与大众、官方与民间、商业与政治、传媒与权力等隐性结构的深度模式或“文化秩序”。这种文化的复杂性恰恰说明了正在进行中的中国新时期文学既有着自己的内在“界限”，又有着“无涯际”的可塑空间。在汹涌湍急的全球化浪潮中，中国文学的现代化之路更加艰辛，也更加富有挑战性，因为每一个创作者都“必须直接面对全球力量的运作”。 换言之，中国新时期文学不仅冲击了第一世界文化霸权的“自在预想”，而且修补、充实、拓展和丰富了西方话语体系之本身，从而使人们更加客观地认识到新时期文学在“世界文学”的大家庭中有着怎样“不可轻忽”的意义。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