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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政治、经济和文化传统的多重影响，中国新时期的文学走过了一条极不平凡的曲折之路，殊为可贵的是，中国作家在对西方文学理论学习和借鉴时，尽管有过急躁、狂热和这样那样的“病症”，但总是能够及时发现并纠正，同时注意结合文化母土的具体语境，对“输入”的理论进行修正、扩充和丰富。 中国新时期文学有着自己独特的精神疆域，因为数千年的历史积淀，使其文化构成元素既有“前现代”的内容，更有“现代”和“后现代”的成分。这种文化的复杂性恰恰说明了正在进行中的中国新时期文学既有着自己的内在“界限”，又有着“无涯际”的可塑空间。在汹涌湍急的全球化浪潮中，中国文学的现代化之路更加艰辛，也更加富有挑战性，因为每一个创作者都“必须直接面对全球力量的运作”。 一 必须承认：西方文学理论对中国新时期文学的影响是伴随着中国作家、知识分子追求一个繁荣富强的现代化中国同步进行的。尽管各个阶段的特色不一样，但总的来说，中国作家、知识分子对西方文学理论的态度是批判性地借鉴、吸收和发展，特别是在新的历史时期，随着中国国力的加强，人民生活的日益富裕，自我“主体性”的要求越来越高，对西方话语的反省、审视和批判也就越来越多。例如，在对待后现代理论上就是这样的。作家、知识分子意识到：“中国后现代”的基本问题是把当代中国不但视为世界“后现代”历史阶段及其文化的消费者，而且也视为这种边界和内涵都不确定的历史变动的参与者和新的社会文化形态的生产者。中国作家和文学理论界谈论“后现代”不是为了满足这套理论话语的内在欲望，而是要对当下中国社会文化做出有效的分析，对自己所处的历史空间进行反思和批判，正如学者刘康在《全球化与中国现代化的不同选择》中指出的那样：“以理论的普遍性话语来透视中国文化的转型期问题，并且反过来再以中国的实践诘问理论的普遍有效性和合理性。” 这种“诘问”恰恰说明中国作家和知识分子对西方权威理论不是盲目屈从，而是审视和怀疑，比方，杰姆逊通过分析鲁迅先生的一两个文本就断定中国甚至所有第三世界文本都是“民族寓言”，那么，中国作家要“诘问”的是：难道卡夫卡、福克纳或詹姆斯·乔伊斯的文本就不能读成是第一世界的“民族寓言”吗？有了这种“诘问”和“审视”，就将中国、乃至第三世界长期以来没有“主体性”、处于“被审视”的“弱者”臣属地位从第一世界文化霸权的“压迫”中解放出来。由于政治、经济和文化传统的多重影响，中国新时期的文学走过了一条极不平凡的曲折之路，殊为可贵的是，中国作家在对西方文学理论学习和借鉴时，尽管有过急躁、狂热和这样那样的“病症”，但总是能够及时发现并纠正，同时注意结合文化母土的具体语境，对“输入”的理论进行修正、扩充和丰富。 例如，西方启蒙话语的最大弊病是社会解体，即人与人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家庭、社群和国家等的撕裂以及伦理价值崩溃、没有整合社会的润滑剂等。中国知识界在借鉴西方启蒙话语时，看到了其中的“弊病”，而西方人自己由于自大也许看不到这一点。西方中心论的“弊病”在于，它对第三世界文化中的多样性和能力极不敏感，并导致其对西方文化本身的多样性和能力感觉迟钝。中国作家不仅看到了，并自觉地运用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和谐精神”进行修补，突出民族主义的“整合力”——新时期的“寻根文学”是其中的代表；但当此理论被推向极端时，中国知识界又反过来用西方的民主、自由和个性主义对民众进行“启蒙”——20世纪80年代的“先锋小说”和90年代的“人文精神大讨论”以及随后的“新生代”文学就是很好的例子，使西方话语既“为我所用”，充实本土的理性资源；又取长补短，丰富西方话语本身，也使得第一世界对中国民族特殊的精神品格有了更多的理解和尊重，及其“借鉴”和“吸收”。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