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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时期，小说的创作和批评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繁盛，以章回体为代表的白话长篇小说成为其中的主流。明清小说展现出极大的包容性和通俗性，用形象和故事将传统文化世俗化、图像化，吸引并使其扩展以市民为中心的庞大读者群，也带动了文人群体的投入和参与，成为明清文学中为人瞩目的通俗文学潮流。 创作以儒家为旨归兼容佛道 从文化生态上看，儒佛道三教合一是明清小说的重要思想背景。儒佛道思想在中国古代社会的漫长发展过程，也是三教思想不断融合会通的过程。宋明之际，如果说佛教（如禅宗）与道教（如全真教）均是在吸纳了儒学思想精华加以改造后，成为文人士大夫精神上的避难所，那么宋明理学与阳明心学对佛道思想的援引，则使得佛道二教在明清社会中的地位得到提升。 综而言之，帝王对儒佛道三教的肯定，学者对儒佛道思想的会通，佛道二教在宗教日益世俗化的过程中，通过三教合一获得了话语权和生存空间。表面上看，明清时期，儒佛道会通融合于儒学，佛道思想式微。实际上，在世俗社会中，二教传播的范围大大扩展。如佛教方面，禅净合流，在明中后期兴起的居士佛教，让一大批文人学者浸淫于佛学当中；道教方面，清代全真道龙门派振兴，王常月“龙门心法”戒律严谨，使道教信仰与民间宗教信仰的关系更加密切。 明清小说对明清时期儒佛道三教圆融以及宗教世俗化等倾向有明晰的揭示。明清小说以兼容博杂的面貌，吸纳了来自儒佛道经典中的各种素材，在创作思想上则以儒家思想为旨归，兼容佛道思想。以儒佛道思想为基础，明清小说全方位地展现了古代社会众生相，描摹现实与虚构想象，小说叙事也深受因果轮回等观念影响。 《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所宣扬的是儒家思想中的忠孝仁义，只是把这些文化精神融入小说塑造的典型形象中。如仁德之君刘备、义薄云天的关羽、孝义黑三郎宋江等。《西游记》延续了寺院俗讲和说经的传统，是一部宗教文化题材的小说。很显然小说从形象到情节都对佛教经典有所吸纳，而文本中也能看到一些道教金丹派思想的痕迹。小说文本中关于“心性”和“金丹”两大宗教性话语的构建，也给后人阐释这部小说留有了延伸的空间。 《封神演义》借武王伐纣这一历史故事衍生而来，其中有对儒家君臣关系的质疑反思，另一条主线则是借姜子牙封神、阐教截教斗法建构起民间神仙谱系，其中多以道教为尊，认为“……天子只知天子贵，三教元来道德尊”。“但观三教，惟道至尊。上不朝于天子，下不谒于公卿……比儒者兮官高职显，富贵浮云；比截教兮五刑道术，正果难成。但谈三教，惟道独尊。”（第五回）将道教气化论思想形象化，出现了“一气化三清”的故事。小说中对于炼气士、炼丹术有神化的描写，丹药救人可以起死回生，对于道人的法术和法宝更是进行了极力的渲染。 明代中后期出现的一大批由书坊主策划而编创的白话长篇小说，以历史、神魔题材居多，其中有所谓“按鉴演义”，杂采佛道故事之作，兹不赘述。同时，亦出现了一些以儒佛道人物为中心的小说，如余象斗《四游记》《钱塘湖隐济颠禅师语录》《南海观音菩萨出身修行传》《二十四尊得道罗汉传》《皇明大儒王阳明先生出身靖难录》《关帝历代显圣志传》等，都可以从中看出书坊主的小说素材从史传文学向宗教经典延伸的痕迹。 总之，明代小说的创作，均表现为对现实社会生活的白描和揭露，在传统儒家思想的统摄下，展现历史文化和世情百态，意在警示和教化。即便以《金瓶梅》为代表的艳情小说的创作，大胆张扬人欲，满足读者的感官刺激，却仍要蒙上一层说教的面纱，其实正统儒家思想已经渐渐褪色。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