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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歌手鲍勃·迪伦意外折桂2016年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的理由是迪伦“在美国歌曲的传统中创造了新的诗性表达”。一时间，民间和学界争议四起，有人为民谣终于受到主流文学界的认可叫好；有人质疑文学奖颁给“音乐人”是对文学边界的僭越；甚至有人认为这是诺奖的一厢情愿，以叛逆姿态出现的迪伦应当拒领诺奖。总之，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可谓“名正而言不顺”。然而这些争论究其实质，涉及到人们对两个核心问题的认识：第一，“民谣”究竟能不能算“文学”？第二，如果“民谣”可以算文学，那么鲍勃·迪伦的“民谣”究竟有哪些突出的“文学”特质，可以跻身世界级文学殿堂？ 对于第一个问题，一种简单的回答是：将歌词看作诗歌就行了。但这答案并不足以服人，因为离开音乐的歌词大抵就像动物标本一样，形貌俱在，却丧失了活气和灵性。而承认迪伦的文学成就与音乐同在，又会给人一种微妙的不公正感，并且这种感觉和文学边缘化带来的焦虑感重合在一起：严肃文学阅读者日少，诺奖却臣服于流行文化，这简直是对文学本身的亵渎。艺术的浑然一体和诺奖的专业性在这里成了一个悖论。 然而，这种悖论包含了人们对“文学”的两重成见。其一，人们往往将小说、诗歌、散文、剧本这类“纯文字”的作品看作“文学”，而这其实是很晚近的观念，《牛津英语词典》将这种文学观的兴起定位在18世纪中叶。法国哲学家德里达则认为现代意义上的“文学”和欧洲印刷术兴起以及民主制度下作者寻求自由的表达空间有关。所以简单来说，如今人们习惯了的“文学”概念是历史性的，德里达称之为“一种奇怪的建制”。当我们用现在的“文学”眼光去回看古希腊罗马的史诗、抒情诗，以及中世纪游吟诗人的唱作，它们也成了“文学”的一部分。然而这些作品在其诞生之时，就是口头的，是诗、乐不分的。有趣的是，本次诺奖评委之一昂德斯·奥尔森（Anders Olsson）本人就是一位德里达的研究专家，他对“文学作为一种建制”的观念想必不会陌生。将诺贝尔文学奖授予一名歌手，这表明诺奖并不拘泥于制度化的“文学”边界，而是更重视人类独特的语言实践经验本身。 其二，人们往往更注意文学的“物质”形式——可见的文字和书本，即那些凝固的书写。但真正使一部作品成为“文学”的，并不是作者按特定风格或形式写下的文本，而是语言内部空间的敞开，是作者在平凡世界中开启的另一个精神世界。它动用作者在庸常生活中的特殊经验以及不同于日常语言的修辞能力。福柯的话或许最能概括文学作品的奇妙之处：“语言停留于自身，一动不动，建构了它自身的一个空间，并在那个空间中持有喃喃低语的流动，喃喃低语加厚了符号和词语的透明度，并因此建立了某一个不透明的体积，很可能是谜一般的，它构成了一部文学作品。”鲍勃·迪伦的经验正是如此，他数次在其自传《编年史》中强调，民谣是他感受和探索世界的方式，是他对世界的图画。从这个角度来讲，迪伦的诗和乐不是狭义的“文学”，却是富有文学性的，它开启并烛照了我们视之为“文学”的空间。“要定义我感受世界的方式，除了我唱的民谣歌词，我再也找不到任何可以与之相提并论或者能赶得上它一半的事物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