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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文学批评从业者，有没有最基本的语文学能力？文学批评的前提和文学创作一样，是感受力，是对细微差别的辨识力，但它又不同于文学创作，它本身又是一项每个认真的读者都能从事的活动，只要你手上掌握合适的称量工具。作为一个文学批评从业者，再次回到语文学，就是再次去寻找一些基础性的感受和辨识工具，并且对过去曾经存在的文学作品有具体和整体性的亲近和理解，先磨砺自身的语文学修养，才有可能批评文学。 这个题目来源于从《桥》上所看到的，梁鸿在2016两岸现当代文学评论青年学者工作坊上的发言，她当时的题目是：《回到语文学：文学批评的人文主义态度》，她从萨义德出发，谈论作为一个人文学科从业人员首先应该具备的，对于发生在言辞内部的种种语言进程的探询能力。我觉得梁鸿提出了一个对于当下两岸文学批评都至关重要的问题，也就是说，一个文学批评从业者，有没有最基本的语文学能力？但从工作坊后来的观察员报告中，我遗憾地看到，梁鸿的诉求被极大程度地歪曲了，被等同于某种上世纪80年代的纯文学概念，一种保守自闭的拒绝跨学科历史潮流的做派。我觉得这样的观察报告，可以说具有相当的代表性，它代表着类似政治、哲学、历史、社会学等人文学科的爱好者对于文学的误解和轻蔑，而这种误解和轻蔑其实反过来，也正是对于整个人文学科的误解。 特里·伊格尔顿在《文学阅读指南》的前言里说，“如果人对作品的语言没有一定的敏感度，那么他既提不出政治问题，也提不出理论问题”。这句话值得所有从事人文学科工作的人认真反思。 《桥》创刊至今，我觉得它显著的贡献有两点。一是帮助中国大陆当代文学批评者更多了解中国台湾当下的创作和批评现状。因为文学的出版传播总有一定滞后性和选择性，因为《桥》的存在，至少对我而言，可以快速了解很多中国大陆未曾出过简体版著作的中国台湾作家，或者即便是出过，也可以借机了解中国台湾文学批评现状。二是帮助中国台湾地区读者了解中国大陆的当下创作。因为《桥》只在中国台湾地区发行，所以这第二点可能更加直接和显著。我觉得吕正惠的编辑思路大概也主要侧重在第二点上。他做的事，是中国台湾之前出版业可能没有做过的事。与中国大陆出版业只盯准类似朱天文、朱天心、唐诺、张大春、骆以军等少数名家一样，中国台湾出版业似乎之前也只瞄准莫言、王安忆等等“50后”“60后”作家，而吕正惠相当于是在中国台湾播下一点当下最有活力的中国大陆汉语文学的种子，其筚路蓝缕，功莫大焉。 就文学批评而言，我拜读了《桥》上大多数文学批评文章，我觉得一种简单的社会学批评和政治经济学批评几乎弥漫于其中，无论中国大陆，还是中国台湾，两岸文学批评从业者似乎共同感受同样的困境。如今，类似萨义德和伊格尔顿这样的学者在两岸都有翻译，但更多时候，他们是被视为跨领域的有政治关怀的文化理论家，但他们作为学术基础的文本细读和修辞能力被极大忽视了。我们必须清楚，修辞乃至与之相关的语文学，自从诞生以来，就是和政治密切相关的事情，而不是反政治或无政治的。我们很多时候，因为对于一个领域缺乏足够的认识，就将之简单化，并迅速企图用另一个我们同样也知之甚少的领域来充实它，这样的结果，看似是跨学科实践，其实只是双重无知的实践罢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