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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同一时间(时期)不同空间的文学呈现 现有文学史叙述模式的一个重要的缺陷，因为按照时间维度的叙述，从而遮蔽了同一时间或时期不同空间的文学活动。实际上，作为心灵表达的文学活动，往往是在同一时间或时期内在不同的物理空间展开，本来就丰富而多元。如果近距离审视，会让文学史变得生动有趣、图景无限。 文学史上同一时间或时期不同空间文学并存共进，最典型地表现在南北朝时期。在南方，齐梁之风盛行；与此同时的北齐文坛也不寂寞，《文镜秘府论·四声论》中曾赞叹北齐文学之盛说：“及宅邺中，辞人间出，风流弘雅，泉涌云奔，动合宫商，韵谐金石者，盖以千数，海内莫之比也。郁哉焕乎，于斯为盛。”④出现了温子升、邢劭和魏收等作家。和北齐对立的北周，从南方而来的王褒和庾信，使得文坛更加富有生气，并且促进了南北乃至不同民族之间文学的交融。 明代隆庆四年(1570)，是政治上并没有发生重要事件的年份，但对于文坛来说，却不无意义。这一年，“后七子”的领袖李攀龙在家乡济南病故，复古派缺少了主将；但也在这一年，江西临川的汤显祖以第八名中举，这个时候的汤显祖“年犹若冠”，却“名蔽天壤”，“于古文词而外，能精乐府歌行、五七言诗；诸史百家而外，通天官、地理、医药、卜筮、河渠、墨、兵、神经、怪牒诸书”。⑤也是在这一年，杭州的高廉创作了《玉簪记》传奇，徽州的汪道昆在家乡组织了“丰干社”，开展诗社的活动，而徐师曾在京师完成《文体明辨》八十四卷。⑥在不同的空间里，这些文学家们在同一年份，有着各自不同的人生经历，又进行或者完成了某一项文学活动。 这种不同空间的文学活动，既呈现为个体式，也呈现为群体方式。 韩愈和柳宗元代表了个体文学家在同一时间内的不同空间的文学活动。唐德宗贞元十九年(803)前后，柳宗元和韩愈都在御史台担任监察御史，成为同事。“永贞革新”，柳宗元是积极参与者，而韩愈却是反对者，因此，当“永贞革新”失败后，柳宗元被贬谪永州。在永州那个“蛮荒之地”，他只好寄情山水，写下了著名的“永州八记”。韩愈在宪宗即位后，即获赦北还，为国子博士，改河南令，迁职方员外郎，历官至太子右庶子。这一阶段他写下了许多重要诗文，有《张中丞传后叙》《毛颖传》《送穷文》《进学解》《八月十五夜赠张功曹》《南山诗》《石鼓歌》等。在公元九世纪初，韩、柳二人，因为政治而分处不同的空间，一在偏僻的永州，一在首都长安；一个借山水而消遣人生、寄寓孤愤之情，一个在复杂的政治中心力图有为而实不可为。在同一时间的不同空间中，他们都用自己的笔墨，记录了不同处境中的人生感受，为文学史留下了重要的篇什。 文学流派和社团最能够代表古代文学家的群体活动空间。明代嘉靖年间，“后七子”是文坛引人注目的文学群体，除了谢榛之外，他们都是青年进士，他们聚集京师，意气风发，同气相求，切磋诗艺，一时蔚为风气，形成了京师文学空间。不久，他们又因为外任，京师文学空间不再，而新的空间又在京师以外的地方形成。郑利华《前后七子研究》一书以“南北之薮：济南与吴中营垒的构筑”为题，叙述了嘉靖后期，后七子离开京师文坛后新的文学空间。⑦嘉靖三十七年(1558)以后，李攀龙基本上在家乡济南生活，济南遂成为以李氏为中心的文学空间，他早年的同学许邦才、殷士儋、郭宁等在其构建的“白雪楼”中觞咏唱和。特别是与许邦才，李攀龙曾经与其“读书负郭穷巷”，有“苟富贵无相忘”之约，因而往来频繁，互相视为知己，所谓“知音千载事，君适赏心同”⑧也。这种在同学之情基础上的文学交往，使得以李攀龙为中心的济南文学空间多了些许温情。李攀龙回乡后，“后七子”另外一位领袖王世贞，也于嘉靖三十九年(1560)扶父榇回到吴中故里，此后也多在吴中居住。他在文坛的声名，使得“四方宾客辐辏盈门”，这里成为比李攀龙所在的济南更为热闹的文学空间。不仅当地的文士与他过从密切、诗酒唱和，其他空间和身份的文士也屡屡造访，如后来在文坛上同样有影响的汪道昆，在嘉靖四十五年(1566)就到吴中探访了王世贞，两人从此成为相互赞美的文友。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