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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的阐释空间 任何文学作品都是一个有机整体，译者翻译时要有强烈的整体意识，大处着眼，小处着手，稍有不慎，便很有可能缩小原文的阐释空间，减损原文的艺术性与思想性。《红楼梦》有典型的“尚红”意识，“红”不仅是小说的标志性色彩，更是一种象征，象征众多红颜女子，如“悼红轩”、“怡红院”、“千红一窟”、“落红成阵”、“红消香断有谁怜”等，组成了一个强大的象征语义场。杨译通过再现这些核心短语中“红”（red）之意象，为译文读者创设了类似的解读空间，结合具体语境、文本整体以及中华文化传统，精英读者也不难体悟其中的微言大义。若对每个含“红”的核心意象都加注说明其中象征意义的话，译文就会变得索然寡味，文学性也会随之大打折扣。翻译文学经典的意义也是一个开放结构，译者不能一味地填补空白，把意义的开放结构“封死”，还要给读者留下足够的品位余地。霍克思认为“红”在中西文化语境中有不同的联想意义，基本上对这些核心话语中的“红”进行舍弃，如把“悼红轩”译为“Nostalgia Studio”（怀旧轩），把“怡红院”译为“The House of Green Delights”（快绿院），把“千红一窟”译为“Maiden’s Tears”（女儿泪）等。霍译体现出极大的创造性，若逐个评论，也不失为有效的选择。不过整体而言，原文“红”之象征语义场便大大减弱了，不利于表现小说为（年轻）女子呐喊与平反的主旨。 贾宝玉有强烈的“女儿崇拜”思想，最典型的言论便是“女儿是水做的骨肉，男子是泥做的骨肉”。针对“女儿”的翻译，杨译、霍译皆为“girls”，措辞准确到位，裘译和彭译分别为“woman”与“females”，很大程度上扭曲了宝玉的女性观。宝玉类似的话语还有很多，如“凡山川日月之灵秀，只钟于女儿”等。裘译与彭译很少注意到“女儿”与“女人”的区别，使贾宝玉的思想（形象）出现了较大的变异，原汁原味的解读空间也随之受损。若从女性主义视角解读《红楼梦》，裘译与彭译的措辞提供了一个新的解读空间，与作者的女性观（不等于贾宝玉的女性观）并不冲突。所以译文的解读空间也不一定完全是移植原文的，误译的现象有时也可为译文读者创建新的解读空间。如果把译文作为独立文本的话，这种新的解读空间的创立便有了存在的合理性。 整体而言，杨译对小说中思想话语的翻译更到位，这与译者的身份有关。作为中国人，杨宪益对中国思想文化的理解更为透彻。英语读者想通过研读《红楼梦》了解中国文化与思想的话，杨译无疑是较好的选择。换言之，若从文化交流层面解读译本，杨译的解读空间似乎更大，也更有利于实现文学经典翻译的跨文化传播。从审美空间的大小而言，霍译却更优秀，更具有作为独立文本的价值。霍译尤其注重在文学性上下功夫，出现了很多“创造性叛逆”，也给译文带来了不少灵气，有助于实现“句中有余味，篇中有余意”的阅读胜境。海外红学研究的视角很多，如文体叙事学、神话原型批评、女性主义批评、互文性理论、寓言与反讽等，多从文本内部挖掘《红楼梦》的潜在价值。如果海外学者对《红楼梦》译本进行分析的话，杨译自有其不可忽略的研究价值，更加接近小说的“真面目”，也更有利于中西文化与思想的交流。如果把译文作为独立的文本来阅读的话，霍译或其他编译本也许更适合当下英语读者的胃口。不同的翻译目的（如文化传播、文学译介、学习汉语），会针对不同的受众群体，不同的受众群体在不同译文的阐释空间中会发现不同的东西。 （作者单位：浙江大学外国语言文化与国际交流学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