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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文学要想成为世界文学的有机组成部分，就必须通过翻译，使之成为域外文学的独特景观。在这一过程中也存在一个经典化的过程，翻译文学经典是原文和译文在多种因素影响下共同作用的产物。其中，巨大的阐释空间是文学经典之所以为文学经典的内在原因。越是优秀的作品蕴含的可阐释空间往往也越大，文学经典翻译的重要任务就是要在目的语文化中创造一个类似的可阐释空间。唯有如此，才能促使翻译文学在目的语文化中被不断阅读、不断解释、反复出现乃至变异衍生，加速其在异域的经典化进程，形成原语母体经典与译语衍生经典并存的局面。 《红楼梦》在国内之所以被奉为经典，主要在于其思想的深刻性、文化的丰富性、艺术的精湛性和语言的优美性，再加上作者、版本、脂批等文本外因素，更是进一步拓展了小说的可阐释空间，体现了小说主题的复调性与解读视角的多元性。 译者的补偿策略 中西语言文化存在巨大差异，如何才能把《红楼梦》的阐释空间“运送”到国外；译者历经艰辛，运送过程中阐释空间是否会发生变异；如何正确看待译文在艺术层面与思想层面的变异；译文中的阐释空间大多是再现原文或是由译者再创造，译者的补偿策略对译文的阐释空间有着怎样的影响，这些都是在《红楼梦》的翻译研究中亟待深入探究的问题。 在英语世界，《红楼梦》有编译本，如王际真、麦克休姐妹（F. Mchugh & I. Mchugh）等人的编译本，有全译本，如杨宪益、戴乃迭和霍克思、闵福德 （D. Hawkes & J. Minford）的两个全译本，还有早期的片段选译，如马礼逊 （R. Morrison）、德庇时（J. F. Davis） 等人的选译，以及稍后的节译，如包腊 （E. C. M. Bowra）、裘里（H. B. Joly） 等人的节译。诸多早期译本（文）为《红楼梦》在英语世界的广泛传播奠定了基础。然而，要讨论译文的阐释空间问题，最好的对象还是全译。已有几家编译本基本上都是出于市场考虑，聚焦于宝黛爱情，注重小说的故事情节，删除了原文的有机整体性，也大大缩小了原作的可阐释空间。海外红学研究者若基于编译本研究《红楼梦》，结论的可靠性就很难保证。早期的片段选译或节译大多出于帮助英语读者学习汉语的目的，如马礼逊、裘里等人的译文，对小说的艺术性与思想性不够重视，也不可能再现原文的阐释空间。在《红楼梦》英译史中，还有一个彭寿（B. S. Bonsall）的全译本，偏重直译，可读性与艺术性不是太高。由于其未正式出版，影响也不是太大。相对而言，杨译与霍译的知名度更高，尤其是后者，更是诸多国外红学研究者的参考译本。 杨译本比较忠实原著，包括很多加注补偿，有利于译文读者对译文进行深入解读。杨译的注释往往是点到为止，不做过多解释，旨在为译文读者提供一些交际线索或深度解释的突破口，尤其是原文一些互文资源，如引用《西厢记》《牡丹亭》中的话语。值得注意的是，杨译对一些语言文化现象并没有过度解释，越俎代庖，剥夺译文读者的解释权。小说毕竟是小说，译文注解要适度、适量，在引导读者解释与保留译文解读空间方面保持适度的张力。 针对中西语言文化之间的差异，霍译也有很多补偿，但往往把补偿的内容有机地整合在译文之中，读起来更加流畅、自然，如对《红楼梦》中戏剧名《满床笏》《南柯梦》的整合补偿。这类补偿同样起着引导译文读者对其进行深入解读的作用，同时还不会打乱译文读者的阅读思路。中国文学作品外译也不妨多采取这种翻译补偿策略，但不宜补偿过多内容，尽量不露痕迹，巧妙引导，适度保留，为译文读者营造一种与原文读者类似的阅读体验，建构一个类似的阐释空间。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