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骈文是中国古代一种特殊的、宽泛的文章体类，形式上的自足性和内容上的兼容性为其突出特征。一般认为，骈文在汉魏之际已经形成。随着时代的发展，骈文对骈俪、隶事、藻饰和声律等的要求也不同。以时而论，康雍间李绂就以对仗、句式、音韵等方面的不同，将骈文分为六朝体、唐人体、宋人体三类；光绪间胡念修进一步将骈文分为汉魏体、齐梁体、唐体和宋体四种。确实，六朝文只有在与唐宋文对举的情况下，作为一个整体才有其合理意义。就六朝文本身而论，除了重情、句式较为整齐外，魏晋文与齐梁文的差别较大。嘉道以来，骈散交融、骈散兼行成为文章领域的时代潮流。多用四言，句式整齐但不求工整对偶，较少使用四六隔句对，语言精练，风格雅洁的汉魏体（含晋宋）成为骈文的典范。晚清文学大家王闿运推崇八代文，骈文中汉魏体和齐梁体兼备，但其主要取向是典丽渊雅的汉魏文风。 王闿运注意到汉魏六朝文学的阶段性特征，不是笼统视之，而是分开评价。论诗，他将汉魏晋宋视为一体，齐梁至隋为一体，前者为五古正宗，后者为律化变体。论文，其《与杨庄书》中认为自刘宋以后，日加绵密。至齐梁纯为排比，庾信、徐陵又加以抑扬，声韵弥谐，意趣却更俗。唐人渐同律赋，宋体更加雕琢，更加接近俳偶。在他看来，汉魏至宋朝的文章每况愈下。因此，他主张为文应该从模拟汉魏佳作而不是唐宋八大家入手，循序渐进，然后融会贯通，自成一家。论文和为文不规避前人，而是大力宣扬模拟，从模拟中自立，这也是王闿运的独特之处。他强调先取东汉小简，熟谙诸葛亮、曹操手牍；同时学习《世说新语》《洛阳伽蓝记》，体会汉魏文章的字句用法，达到心口调谐、整齐语句自然喷发的地步。然后再学大篇之文：先成传记，再作论说；先有绳尺，后始放纵。这同时需要熟谙周秦浩瀚之文，学其文气与行文往复之法，泯其端倪，融化自然，超越唐宋八大家为文有起伏痕迹的缺点，这样才达到“入古”境界。但入古不能沉溺于古，而是为了用更好的形式反映个人所处的现实，更好地抒发自己的情感，更加有个性地表达自我的思想。 王闿运没有命名自己的文集为“骈文”或“骈体”等，也没有单列，而是散见于《湘绮楼文集》《湘绮楼笺启》中。同时的王先谦《国朝十家四六文钞》《骈文类纂》共收录王闿运骈文12篇，包括《秋醒词序》《嘲哈密瓜赋》《上张侍讲书》《桂颂》《余世松诔》《吊朱生文》等，众体兼备，代表性强。其《秋醒词序》抒发主人公秋夜惊醒后，面对秋夜星空，庭院桂竹，听到蚊吟虫语，露滴鸡声，不禁感慨万千，心游万仞，对推移之时、积渐之势、迟速之效、穷达出处等生命哲学的话题作了诗意的思考。其中有曰：“嗟乎！镜非辞照，真性在不照之间；川无舍流，静因有不流之体。然则屡照足以疲镜，长流足以损川，推移之时，微乎其难测也。且齐有穿石之水，吴有风磨之铜，油不漏而炷焦，毫不坠而颖秃，积渐之势也。笋一旬而成竹，松百年而参天，迟速之效也。”全文文笔简洁，情思浓郁；句式整齐但少用隔句对，又杂以散句，文气流畅。《嘲哈密瓜赋》全文多用整齐的四言句式，但并不对偶，更不讲究平仄调谐，如讽刺哈密瓜的形状猥琐，曰：“其为状，则猥琐宛转，拥肿卷曲。堕似败絮，重赘多肉。皮则不坚不柔，非青非绿，以为黄，又不可熟。瓤则甜比败蜜，厥气生腥，榨之无浆，含之不冰，黏滞软涩，状譬胶饧。圃中南瓜，正可为兄。曾不自耻，而贡于京。”创作此文，是为了讽刺那些在“天下多事，夷狄侵陵”之时，仍沉迷于哈密瓜味道与香色的人。如果说这些重在抒发个体感受的骈文具有较为浓郁的藻饰色彩，齐梁体风格更浓郁，那么，其描写现实的骈文则语言更加清雅，情怀更加博大，句式更加散化，汉魏体的特色更明显。如其《哀江南赋》《上征赋》都是用饱含深情之笔，书写动荡不安的现实。《哀江南赋》用庾信旧韵，描写洪杨之乱给东南七省带来的破坏，以文人之雄才，发史家之直笔。对战乱给社会带来的灾难，给文化带来的破坏，给人民造成的痛苦等作了深入的铺叙。全文句式整中有散，整散结合；内容丰富，情思深沉。《上征赋》则模仿蔡邕的《述行赋》，记叙了他咸丰八年（1858）从里门去北京途中，看到社会凋敝、民生艰难后的悲痛感受，颇有“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之遗意，全文纪实性和抒情性交融，触景生情，情景交融，浑然一体。瞿兑之《中国骈文概论》指出其《嘲哈密瓜赋》《吊朱生文》是出神入化之作；面目是汉魏人的面目，可是绝无因袭的痕迹；骈文的正宗到了王氏，可云绝响。萧艾《王湘绮评传》指出王闿运的骈文优点在于对偶中间杂散文句，骈散兼行，单复并用，直逼六朝。这些评价，都较为准确地指出了王闿运骈文的特征。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