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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建设需要历史和现实文化资源的支持，没有本土文化资源的滋养，也就没有中国精神、中国话语的内在底蕴。当代文学理论建设需要发掘和借鉴古代的文学理论资源，但同样不能忘记1949年以来新中国文学理论实践所取得的重要成果。今天，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对“十七年”（1949—1966）时期的文学作品进行深入思考和评价，有了许多新的研究成果，同时“十七年”文学理论也是需要我们认真梳理的思想资源，有待进一步发掘其积极意义和价值，从而为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的建构提供有益的借鉴。 “十七年”文论是中国社会主义文学理论建设的开端，它并非一帆风顺，在探索过程中也有曲折和失误。虽然如此，但其取得的成绩也是有目共睹的，不能简单否定和抹杀。“文革”一开始就用“文艺黑线专政论”否定了“十七年”时期中国社会主义文学理论探索的成就。而新时期也有一些研究者指责“十七年”文论的政治色彩浓厚，认为其价值不高。今天，我们需要以更加全面和客观的态度研究“十七年”文学理论，发现其在建构中国当代社会主义文学理论方面的突出贡献。 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文论研究 “十七年”时期无论是研究文学原理，还是研究中外文论，在总体上的指导思想都是马克思主义，其目的都是为了发展中国社会主义文学，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从当时具有标志性的三部理论教材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1961年，全国高等学校文科和艺术院校教材编选计划会议决定编写高质量的文科教材，除蔡仪主编的《文学概论》在“文革”前没有完成以外，其余三种有名的教材，即以群主编的《文学的基本原理》（1963—1964）、朱光潜的《西方美学史》（1963）和郭绍虞主编的《中国历代文论选》（1964），都是“十七年”文论的典范之作，体现了“十七年”文论在文学基本理论、中外文论研究上取得的成就。 《文学的基本原理》从“文学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文学用形象反映社会生活”、“文学是语言的艺术”三个层次，按照事物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辩证统一法则，展开对文学性质的马克思主义分析，全书从文学与社会生活的关系、文艺创作规律、文艺鉴赏与批评规律三个方面，对古今中外的文学实践，特别是“五四”以来的革命文学实践经验作了丰富而全面的总结，在事实基础上概括和阐释文学活动基本规律，体现了“十七年”中国文学理论的最新成果，即便放在当时国际马克思主义文论著作中比较，也是具有理论前沿地位和鲜明中国特色的。20世纪70年代后期至80年代初期，全国高校普遍以该书作为文学理论课程的主要教材，在新时期文学研究人才的培养过程中发挥了理论奠基作用。《西方美学史》和《中国历代文论选》则是“十七年”文论洋为中用、古为今用的优秀成果。这表明“十七年”文论既重视对西方文论进行客观公正评价，也重视对中国古代文论优秀传统的继承和发扬。半个世纪过去了，这两部书至今仍然是中国高校文学理论教学的重要教材和参考书。 尤其重要的是，这些著作都是中国学者自觉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进行文论研究的成果。在《中国历代文论选》前言中作者说，“在材料取舍上，我们遵循一个总的原则，力图使文论的编选有利于总结文学理论发展的历史规律，有利于为社会主义新文学的发展提供历史借鉴，有利于具有民族形式的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建立”。这三个“有利于”就是“十七年”文论研究的基本观念，在其他两部书中也有类似的论述。“十七年”文论对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的坚持和促进社会主义文学发展的目的，也是当今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论最可贵的理论品格。 今天我们在建构与发展中国当代文论时，遇到的问题很多，比如观点迥异、缺少共识等，其中特别缺乏对中国当代文论性质和建设中国当代文论的主导思想的认识。中国当代文论应该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学理论，这就是它的性质，明确了这个性质，在这一根本性质的基础上，如何借鉴和吸收西方文论资源，如何建设一种现代性、科学性的文论知识体系，如何建构中国当代文论话语体系，如何建设多元文化、多学科交融品格的文论形态等问题，都可以得到解决。当年主持文科教材编写的是周扬，他提出这些教材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在这些教材中马克思主义是一条贯穿始终的红线，这一观点很好地解决了文论研究中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与文学理论专业学科知识论述之间的关系，避免了研究过程中的教条主义及其可能造成的学术知识单一化的问题，这一成就很适合作为今天文论建设的重要借鉴。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