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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批评理论探索的困境 中国生态批评的理论探索取得了不少成绩，但也存在不少问题。 首先，生态批评的理论边界不够明晰。 布伊尔在《环境批评的未来》中说道：“生态批评不是在以一种主导方法的名义进行的革命——就像俄国形式主义和新批评、现象学、解构主义和新历主义所做的那样。它缺乏爱德华·赛义德的《东方主义》（Orientalism，1978）为殖民主义话语研究所提供的那种定义范式的说明。就这方面来说，生态批评更像是女性主义之类的研究，可以利用任何一种批评的视角，而围绕的核心是一种对环境性的责任感（commitment on environmentality）。”生态批评缺乏“定义范式的说明”，一方面使得生态批评可以在理论探索中旁征博引，借他山之石以攻玉，另一方面也使得生态批评的理论边界不够明晰，在部分核心概念和术语的界定上也缺乏明确的辨析。对这一问题，学界也做了不少工作，比如王诺2013年出版的《生态批评与生态思想》一书就对生态批评的定义、主要任务、对象和方法作出了界说，更重要的是在明确生态批评贡献的同时，提出要注意生态批评的限度，防止生态批评理论的“无边化”，如果一个批评理论失去了自己的边界，也就失去了自己的独立性和独特性。 其次，在中西生态理论的交流中，中国传统的生态智慧仍难与西方理论平等对话。 近年来，为了在中国传统文学中寻找生态批评的资源，也不断有新著诞生，如蒙培元2004年出版的《人与自然：中国生态哲学》对中国生态哲学做了较为全面的勾勒，不仅讲到了儒道两家的生态哲学思想，更是深入到了宋明理学、中国近现代哲学对生态思想进行阐发，形成了中国之生态观的框架和体系。曾繁仁2009年和2010年先后出版的《生态存在论美学论稿》和《生态美学导论》将中国传统老庄哲学、《周易》的“生生为易”、儒家的生态智慧等当成是生态批评的文化资源，并与西方的存在主义现象学展开对话；鲁枢元2012年出版的《陶渊明的幽灵》运用中国古代自然主义哲学的观念，并采用德里达幽灵学的方法，试图为生态批评打通一条中国式的途径。该书出版后获鲁迅文学奖，并翻译、发行了英文版，产生了较大影响。 但就整体状况而言，这方面的工作依然较为薄弱。中国的古代文化具有明显的生态特质，因此我们需要努力建构自己的批评话语模式，注重中国传统文学和传统文化对生态批评的奠基作用，在与西方生态理论充分对话的前提下保持自己文学和文化的独立性，避免过分“以西释中”。 第三，生态批评缺乏有效的、生态性的话语形态或写作策略。 生态批评作为一种新的批评方式，要产生实际的批评效应，除了将生态理论与生态实践结合之外，还要有自己独特的话语形态或写作策略，将许多抽象的生态理念用合理的话语表达出来，将生态批评的概念变成人们最切身、最真实的关注对象。 关于生态批评的话语，可以从生态语言学的角度展开探索，赵奎英在《从生态语言学批评看“生态”与“环境”之辩》一文中说到，我们使用的语言既有“生态的话语观念、语言结构和语言运用”，又有“非生态的语言观念、语言结构和语言运用”，后者会使人类产生非生态的世界观和行为方式。所以生态批评作为一种肩负生态责任的批评方式，如果其批评话语本身都带有很强的人类中心主义的色彩，就很难达到唤起人们的生态观念，承担生态责任，解救生态危机的目的。所以有效的、生态性的批评话语，必须警惕批评话语中非生态的语言，采用适当的言说方式和写作策略。 为此，斯洛维克在《走出去思考》中提出了“叙事学术”的概念，认为哲学、文学批评其实可以和个人故事结合。国内学者王诺在《生态批评与生态思想》一书中综合斯洛维克的诸多论述，对“叙事学术”做了具有概括性的定义：“叙事学术指的是将学者个人的现实生活经验与其对文学文本的研究性阅读经验相混合的写作方法，是在学术论述中有机地融入具有叙述性、形象性的感受描述的写作策略，其目的是为文学文本阅读提供现实世界的语境，扩大生态批评的影响范围，使之不仅影响学术圈内的专业人士，也影响学术圈外的普通读者。” 对生态批评的批评话语或写作策略，鲁枢元、刘晗在《绿色学术的话语形态》（2016）一文中提出：“生态时代也应该拥有适应自己时代的学术形态，拥有区别于先前的物理学时代的学术观念、学术感悟、学术体验、学术话语、学术风格——一种新型的‘绿色学术形态’。”“绿色学术”提出要避免个体语言的科学化，是一种更加贴近自然和人本真状态的语言，和斯洛维克的“叙事学术”有异曲同工之妙。 当然“叙事学术”在学界仍有争议，王诺认为：“‘叙事学术’的某些部分与描写个人经验的散文随笔之界限并不清晰，也就是说，它部分地模糊了甚至跨越了文学创作与文学研究的边界。”尽管如此，“叙事学术”、“绿色学术”仍不失为一种建立生态时代独特的、有效的、生态性的批评话语的尝试，这种话语或许能为生态批评建立起理论独特性作出贡献。 最后，我们还想指出的是批评理论与批评实践的脱节。 诚如斯科特·斯洛维克所说，世界生态批评已经进入第三波，即生态批评开始注重与日常生活及社会政治经济变革中的实际问题相结合，开始以实际行动干预社会生活中违背生态规律、破坏生态环境的事件，对实践中具体的生态艺术创造活动开展深入研究，并在民间开展普及生态美学、文艺学常识的工作。目前，这在我国生态批评界还十分欠缺。生态批评有待于付诸“多元行动”之中。 生态批评理论的探索之路仍在继续，虽仍将面临诸多问题，但作为一种新的批评方法，它已经在中国理论批评界站住了脚跟，我们有理由相信它会不断突破困境，渐渐走向成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