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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生态语言学与生态批评 生态语言学是语言学与生态学的结合，通过研究语言的生态因素，揭示语言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多年前鲁枢元曾经谈到：当代语言学向着艺术空间的开放，其意义也许还不仅在于语言学和文艺学，可能还会涉及到后工业社会中生态的平衡与健全。 生态语言学有两种模式，一种是以豪根为代表的“作为隐喻的生态学”：借用生态学术语隐喻性地描述语言，把语言比作“生物种”，把语言系统比作“生态系统”；另一种是以韩礼德为代表的“批评的生态语言学”，关注语言在面临生态问题时的作用，主张把语言学研究作为解决生态问题的途径之一，分析语言及其语言运用中的生态或非生态因素。就目前来看，韩礼德的生态语言学与生态批评的关系更为密切，是我们探讨的重点。 2013年潘华琴在《生态批评的语言之途——关于生态语言学研究的几点思考》中，从韩礼德的生态语言学出发，将生态语言学分为两个部分：一是生态批评话语分析，这种分析是为了阐释生态问题的话语根源；另一类是对当前语言系统的批判，这种批判是为了调整或创新一种语言系统，从而确立真正的生态世界观。同年，赵奎英在《从生态语言学批评看“生态”与“环境”之辩》一文中，认为“环境”是现代科学的概念，是带有人类中心主义和二元论色彩的术语，而“生态”一词易于让人联想到自然和生命，联想到整体的平衡。赵奎英通过对两个词语的辨析，以小见大，证明语言会影响我们理解客观世界的方式，影响我们的自然情感和自然态度。 生态语言学为生态批评提供了新的视角，让我们透过表层语言发现其背后复杂的自然态度。同时，生态语言学也提醒我们，批评家在进行生态批评时，作家在进行生态写作时，都要注意语言中的人类中心主义。 （五）生态现象学与生态批评 生态现象学在20世纪80年代就已经在美国兴起，国内对生态现象学的了解源于德国哲学家U.梅勒于2004年发表在《世界哲学》上的《生态现象学》一文，并逐渐把生态现象学与生态审美结合起来。 U.梅勒在《生态现象学》一文中这样定义生态现象学：“生态现象学是这样一种尝试：它试图用现象学来丰富那些迄今为止主要是用分析的方法而达致的生态哲学”，其实就是要打破“人为自然立法”的认识论的方法，因此孙丽君在《生态视野中的审美经验——以现象学为基点》（2011）一文中就指出：“在现象学看来，生态危机的产生与认识论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甚至于就是认识论哲学‘主体为自然立法’这一精神的产物。”并分别对以认识论为基础的存在方式和以现象学为基础的存在方式进行分析，以现象学为基础的存在方式认为人类的能力和视阈来源于世界，人类在世界中是受限的存在，这与生态学运动的思想很契合，因为在生态学运动中，人类是自然的一环，并受到自然的限制，人的存在最终也在自然之中完成。 生态现象学还和生态美学有关。曾繁仁在《生态现象学方法与生态存在论审美观》（2011）一文中就明确指出：“生态美学的基本范畴是生态存在论审美观，其遵循的主要方法是生态现象学方法。”并且由于现象学与存在论密不可分，故以生态现象学为主要方法的生态美学，其审美观不是传统美学主客二分的审美观，而是生态存在论的审美观，这种审美观扬弃了“人类中心主义”和对世界的“祛魅”，让自然恢复本身的神圣性、神秘性和潜在的审美性。 此外，曾繁仁和孙丽君都认为生态现象学和生态审美观都离不开一个美学范畴——“家园意识”。这种审美的“家园意识”摒弃了工具理性之下人“无家可归”的状态，是对人与自然“疏离性”的悬置，也是对认识论的审美经验中“静观美”和“形式美”的悬置，否定物质的、浅层的无机之美，追求具有“生命价值”的深层之美。 为了进一步阐明生态现象学对生态美学的影响，曾繁仁于2014年发表了《再论作为生态美学基本哲学立场的生态现象学》一文，文中说：胡塞尔代表的是早期生态现象学，海德格尔代表的是成熟的生态现象学，梅洛－庞蒂代表的是身体现象学，通过对这三位现象学大师的分析，再次证明“生态现象学是生态存在论美学的基本方法与根本途径。”同年，王茜出版了《现象学生态美学与生态批评》，此书从胡塞尔的超验现象学、海德格尔的存在论现象学、梅洛－庞蒂的身体知觉现象学和杜夫海纳的审美现象学入手，全面探讨现象学与生态批评、生态美学的关系。 生态现象学的引入，突破了传统美学以“人”为中心，人与自然二分的研究模式，导向一种生态存在论的美学，可以说是在用一种审美的方式弥合人与自然之间的裂痕，为生态哲学、生态美学和生态批评开辟了新天地。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