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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评家的功用 在所有的文学奖评审中，评奖委员会大都是由批评家组成，他们的见识、思想与对文学的深刻理解与见解，既影响着、左右着评奖结果，在某种程度上也影响着、左右着未来作家特别是青年作家的创作倾向。 20世纪以来，在文学世界中，作家已经不能决定一切。当代社会，一切因素之间会相互制约。这其中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批评家的作用，特别是参与到评奖委员会中的批评家的巨大作用。 我们都知道，所有奖项的价值观与设置目标，都是通过看上去大而无当的言辞来表述的，比如最优秀的、年度最佳、富有理想主义等，但真要落到实处，需要得到批评家、作家、各行各业的读者较为一致的认可才行。 在所有的文学奖评审中，评奖委员会大都是由批评家组成的（虽然有不少作家，但他们无疑也都是重要的批评家，或者担当的是批评家的责任），而他们的见识、思想与对文学的深刻理解与见解，既影响着、左右着评奖结果，在某种程度上也影响着、左右着未来作家特别是青年作家的创作倾向。正如布克奖在介绍自己时所说，虽然已经历经45年，但惟一不变的是，我们要选出那些评奖委员会委员（judges）他/她们的观念中所认为的最佳作品。 应该说，想要为文学奖而写作，虽然不可厚非，但却绝非创作之捷径，因为作家不得不试图去揣摩奖项评委的喜怒哀乐、思想偏好、个人兴趣，这其中必然要忘记甚至不得不放弃个人的创作思想与写作风格。这，或许有一时得逞的可能，但无论从长远来看，还是从短期来看，都绝非通途。在我看来，这样认准目标去努力工作的理想或者说梦想并不现实，原因有三：第一，现在的文学奖项的评比，除了较为初级的之外，凡是大奖，都划定了很大的评选范围，人们很难说只针对某些具体的作品来挑选。这就给人一种“大海捞针”的感觉。第二，所有评委都有各自的认知维度与个性特征乃至不同的喜好，虽然要达成一致意见是评奖的基础，但出现分歧，都一定会是在优秀作品基础之上来选择。甚至出现分歧公开化，到后来改变评奖结果的事情都发生过。1989年，科斯塔文学奖（Costa Prize）最初是把最佳小说奖授予英裔美国作家亚历山大·斯托尔特（Alexander Stuart）的小说《战争地带》（The War Zone），但后来由于评奖委员会委员之间产生分歧，最终把奖项颁给了英国小说家林赛·克拉克（Lindsay Clarke）的《魔幻婚礼》（The Chymical Wedding）。第三，当下的文学奖，越来越多的评奖委员会在提倡不仅要批评家、作家来当评委做裁判，还要各种职业的人进来当评委做裁判。比如，布克奖不仅邀请了作家、批评家，还包括了诗人、政治家、新闻记者、广播员和演员。在他们看来，这是一种平民（common man）的选择，由此那些“聪慧的大众”（the intelligent general audience）才能真正信任这个获奖。 由此可见，作家最终还是要靠作品来说话。我们不用担心一个作家为获奖而写作，即便因此获了奖，也不会给文学和阅读带来多么大的负面效应。我们也不用担心，一个作家在获奖之后就放弃创作，仅只去享受那份荣耀，这也同样不会给文学和阅读带来太大的负面效应。我个人认为，除了年龄、健康或者其他不可抵抗的原因而无法继续写作外，一位作家在获奖特别是获得世人公认的大奖之后的写作，或许更能体现一位作家的品格与才华。因为，作家靠写作为生，靠作品立世。 美国著名文学批评家、弗吉尼亚大学教授马克·埃德蒙森（Mark Edmundson）在最近的一部新书《自我与灵魂——为理想主义一辩》（Self and Soul: A Defense of Ideals，哈佛大学出版社，2015）中，对美国社会进行了激烈的批评，在美国学界和社会上引发很大的争议，用《华盛顿邮报》的书评文章的说法就是，除了书名之外，没有其他不引发争议的地方。 埃德蒙森认为，美国人已经彻底沦落到了实用主义、故步自封的地步，永远都在消费的道路前行永不满足，在人们的头脑中和生活中，再也没有了英雄和先哲那些永恒故事的空间。生活变得毫无目的。在他看来，写作是人类最伟大的产品之一，真正的写作完全可以为人们的现实生活添砖加瓦、增添光彩。 这话既是对社会的批判，更是对所有作家的一种期盼与期待，期待着作家仍然能够抱有理想主义，进而写出优秀的作品，从而让自己与世人的生活和人生变得更加有意义。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