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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讲好中国故事，如何表述丰富驳杂的现实经验，如何探寻现代国人的灵魂激荡以及人生命运的壮阔或奇诡，这一切，继续构成作家们不得不面对和书写的一个宏大的精神主题和叙事前景。我感到，以下几个方面，为近五年小说创作提供了重要的艺术经验，同时提出了有待继续深入探索的问题。 第一，在如何把握和表现时代生活、如何深刻体现人民群众丰富的思想情感变化、特别是如何对现实发言，如何对当下的现实生活作出积极的回应等方面，作家们进行了可贵的探索，取得了不小的成绩，但仍然力有不逮，仍有很多难点需要克服。本来，长篇小说需要审美距离，需要沉淀，不一定对现实立刻作出近距离的、同步的回应，按惯例，有时要等到多年以后才来书写。但是，生活在巨变，文体也随之变化，在一切都提速的今天，现代生活的节奏决定，它不可能拖延和回避对当代正在行进中的现实的把握和表现。人们迫切需要长篇小说能对现实发言。这是时代的需要。我认为，今天长篇的概念与以前已经有所不同，每年几千部的数量且不说，我个人认为，长篇小说的文体功能已发生变化，传统的长篇定义“篇幅超长，人物众多，结构宏伟”当然还在起作用，但近些年人们的兴趣所在，已不一定是大部头，多部曲，而偏向于中等，甚至小型长篇了。 更重要的在于能否对现实发言。作家们也很清楚，在当下的社会语境中，文学被全民关注的程度明显在减弱，如果文学不能“亲近”和触及许多现实问题，例如生存艰辛、生态恶化、贪污腐败、资源短缺、精神困境等等，就不可能被广大民众所重视。但是，话说回来，在今天，一个作家要言说我们的时代，准确地评价我们的时代生活，深刻地表现这个时代，难度是很大的。也许目前还没有人能够以巨大而深刻的超凡笔力，令人满意地表现我们的时代。不少作家的最大问题是失去了把握和读解这个时代的能力，无法定性，于是只能舍弃整体性，专注于局部趣味，或满足于表面上的类型化。 这需要突破。对小说而言，所谓表现时代并不是面面俱到，高举高打，摆出个宏大架子，搞罗列流水账的几部曲之类；最重要的是，看你能不能找到并创造出最具时代特征和精神，最有代表性的生存状态和人物典型。可喜的是，已有很多富启示性的作品出现。例如《带灯》中的带灯这个人物及基层维稳办的烦琐生活，还是写出了某种巨大的真实。《极花》是个关于拐卖的故事，展示了极花所看到的外部世界和经历的内心煎熬，作品从拐卖入手，真正关注的是当下中国最为现实的贫困农村男性的婚姻问题，具有很强的现实冲击力。《篡改的命》用黑色幽默的笔调，状写农民进城的生存状况以及中国当下的两极分化现状。《装台》透过一群几乎被遗忘的装台人的悲欢人生戏剧，道尽了底层人的万般艰辛。《我不是潘金莲》看上去比较荒诞，但最大的荒诞可能是最大的真实，荒诞比真实更真实。我看到了它的作者的锐度和深度。它写出了相当一些不作为的中国官员的生态样相，包含着尖锐的对现实的干预和对人民疾苦的关怀。余华的《第七天》出来后受到了较多的批评，不无道理，但它仍有它的锐利的光彩，吟唱底层的哀歌，劳动者相濡以沫的伟大。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