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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周刊：能举例具体讲讲吗？ 范伯群：比如评弹，这是我们苏州的“土特产”，它们与通俗小说又有着非常密切的互文关系，有些通俗小说家本身就是苏州评弹剧目的编者，如程瞻庐、平襟亚等人，而像姚民哀，既是通俗小说家，又是著名的评弹演员，俗称“响档”，他登台演出时的艺名叫朱兰庵。而这次特别强调的是有些通俗小说家深受评弹的影响，以至评弹艺术渗透到他们的小说风格中去。 同样，通俗文学与戏剧的互文关系也极为密切，一些有名望的小说家就是编剧能手，例如还珠楼主李寿民，他曾专为四大名旦之一的尚小云编剧。这次我们在北京档案馆中搜集到有关资料，说明了其中的“互文关系”。 电影这种综合性艺术品种，从二十世纪20年代初，就为通俗小说作家所重视。周瘦鹃每天除了规定的办事时间以外，把业余的时间差不多都消磨在影戏院里。他写的系列文章“影戏话”成了中国电影理论研究史中的开山之作。而通俗作家进入早期电影领域的主要任务就是编剧，应该说他们是中国最早的专业电影编剧主力，而当年首先得到观众认可的“默片”之一，就是由徐枕亚小说改编成无声电影的《玉梨魂》。1924年，郑正秋约请包天笑为明星影片公司写电影剧本，每月编写一部。于是许多通俗作家纷纷仿效，当时有人说包天笑催热了一个编剧行业。还有写《歇浦潮》等著名长篇小说的朱瘦菊不仅能编能导，还曾担任某电影制片厂的总经理。二十世纪20年代，中国早期电影的编剧与剧评，是通俗作家包办的天下。左翼作家大概要到二十世纪30年代，即“九一八”之后，觉得电影也是一种文艺“武器”，才进军这一新兴的艺术领域，并取得了重大的成就。 还有，通俗作家对中国早期翻译也是有过重大贡献的。在过去，这是一支被遗忘了的翻译大军，偶尔，鲁迅与周作人对周瘦鹃在1917年译出的《欧美短篇小说名家丛刻》一书的赞扬还有人提及，但在“五四”之前，通俗作家中就有30多位曾以各种形式与翻译结缘，就罕为人知了。他们决不是一些不知天下大事的“冬烘先生”或遗老遗少。 就以通俗作家的时评、杂感为例，那是一个有别于新文学时评杂感的草根系统，引领着中国平头百姓的舆论导向，也是一种接地气的社会文化批评。过去某些文学史总将他们视为不关心时政的、专写“卿卿我我”的软性文章的群体，这显然是一大误解。通俗作家中有不少人都是“报人”，我们可以用大量的事实来证明他们在作为“报人”时，也都是能秉持正义、广受市民读者欢迎的时评杂感家。比如，1926年的女师大学潮和“三一八惨案”时，女师大学生就占领着学堂不肯离校。当时的教育部部长是章士钊，他的下属便召集了三四十个壮健的老妈子，浩浩荡荡杀奔女师大而去，将女生们赶出了学校。于是周瘦鹃就写了一篇杂感。他说，女学堂不止女师大一所，以后其他女校的学生闹风潮亦在所难免，他向章士钊建议：照区区愚见，教育部不如常备一个老妈子队，专为应付女学堂风潮所用。这种讽刺是非常刻骨而辛辣的。他和严独鹤就“三一八”惨案写了若干杂文，这种态度是可以与鲁迅的《纪念刘和珍君》等作品起着同样的作用，而且是平头老百姓所看得懂的。上海每天发行20万份的《新闻报》的副刊《快活林》（后改名《新园林》）的主编严独鹤写过上万篇时评杂感，对国际国内的风云变幻都加以述评，对老百姓的生活疾苦，都能发挥“社会良知，市民喉舌”的作用。而周瘦鹃也为我们留下了一千多篇时评杂感。这在我们这部书中占了相当的篇幅。白纸黑字是最有力的佐证。 地方文化是一座民族文化的富矿 苏周刊：“中国现代通俗文学与通俗文化互文研究”让通俗文学研究向纵深领域拓展与推进，由通俗文学向通俗文化研究延伸。这种延伸与开拓对地方文化的发掘和弘扬有何意义？ 范伯群：就以苏州地方文化为例吧。陆文夫在纪念苏州建城2500周年时说过：苏州就像一部历史，写作题材取之不尽，用之不竭；苏州又像一首古诗，能经得起浅吟低唱，韵味无穷。通俗文学善于对风土人情、社会变革作真实的记录。我们这个课题，对历史学家、社会学家、民俗学家、经济学家，甚至对写租界史的或名城文化史的学者都会有参照作用。上海有一批历史学家，我是看了他们编写的历史，他们称为“上海学”的，我再去看一些通俗作家所写的小说，我就更懂上海了。而我们研究的清末民国通俗小说，也为他们提供了历史真实的例证。在清末，上海是个移民大都会。当时六个上海居民中有五个是外乡人。新文学作家研究的是“文学为人生”，甚至去探讨人生的终极目的等等。这对老百姓说来就太深奥。“乡民市民化”是当时许多来自农村破产的乡民的当务之急。通俗作家写的是“文学为生活”，或“文学为生存”。他们通过小说告诉乡民，你到了上海，怎么使自己“市民化”，才能融入城市，才能在上海安身立命。上海既是“文明之都”，也是“罪恶之薮”，有许多陷阱与诱惑在等着你们。你们千万不要去踩踏这些路边炸弹，这会把自己炸得粉身碎骨。通俗小说是“乡民市民化”的一座引桥。因此，历史学家研究了通俗文化，他们对鸳鸯蝴蝶派的评价就比较高，认为这些作家为上海的“乡民市民化”作出过自己的贡献，这也是“现代化”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可见通俗文学与地方文化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因此，有一位历史学家说得好，决不能将新文学与通俗文学的互不相让的“对立”看成是一个“僵局”，这正是上海文化多样化的魅力之所在。一种文学是不可能为全民服务的。通俗文学对地方文化的弘扬肯定能起积极作用。地方文化是一座民族文化的富矿，值得我们去深挖，从而提炼出许多文学的珍稀金属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