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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当前社会生活特别是重大主题的关切。诗歌创作离不开社会生活这一丰富的取材之源，诗歌显然不应规避社会生活，或对社会生活漠然视之。不过，诗歌对于社会生活不是被动地接收或反映，而是应该显示出主动、敏锐的姿态，并以这种姿态从社会生活中提炼、吸纳有价值的素材。同时，诗歌与社会生活的联系并非那么直接，而应该保持必要的距离和张力。因为，在语言与事件、经验与表达之间，需要经历复杂的心智与技艺的转换。 历史地看，百年新诗有对社会重要方面作出迅捷回应的传统：从“五四”新文化运动涌现出的具有革新意义的“天狗”（郭沫若的诗题）式的诗篇，到抗战时期以冯至、艾青为代表发出的充满“忧患”的喟叹和穆旦、陈辉等诗人表达的浑沉的“赞美”，还有21世纪诗歌界针对汶川大地震等自然灾难的自发悼念，无不体现了诗歌介入社会生活的自主性。值得一提的是，一些独特的当代诗词作家，如陈寅恪“一生负气成今日，四海无人对夕阳”、顾随“空悲眼界高，敢怨人间小”、聂绀弩“男儿脸刻黄金印，一笑身轻白虎堂”、沈祖棻“三月莺花谁作赋？一天风絮独登楼。有斜阳处有春愁”等，写出了既留有时代印迹、又蕴涵个人“心史”的作品。这些想必会给后来的当代诗词创作者带来启示，启发他们如何更加有效地对社会生活进行书写。 推进诗歌文体的创新。近年来，关于旧体诗词与新诗的关系问题成为诗歌研究界的重要议题之一。随着大量近现代旧体诗词作品集的搜集整理，怎样在诗歌史叙述中兼收新诗与旧体诗词，便成了摆在研究者面前一个绕不开而又十分棘手的学术难题，由此引发了各执一端的争论。有人坚决主张旧体诗词应写入现当代诗歌史，有人坚持认为旧体诗词不宜“入史”。从历史的实际情况看，新诗和现当代旧体诗词仿佛两座沿着各自轨道前进的行星，几乎没有任何交叉或连接点。从现代性角度说，无论在诗学意识还是在文体建构上，旧体诗词似乎从来没有主动、也未能被动参与到新诗的现代性探索进程，二者的分歧也一时难以弥合。 可是，如果换一个角度，从当代诗词自身来说，一个更紧迫且更关键的问题也许是：如何通过理论探讨和创作实践，与新诗一道推进诗歌文体的创新？与其勉力为当代诗词争取其在诗歌史上的所谓“合法”地位，不如从历史出发，梳理当代诗词与新诗共同面临的诗学问题，从学理上探究二者在未来建立良性关系的可能。在这方面，由中华诗词研究院组织于2016年出版的“太平洋基金文库·诗词论丛”或可提供借鉴，该论丛中的《现代意识与20世纪上半期新文学家旧体诗》（时国炎）、《现代旧体诗的文化认同与写作空间》（孙志军）、《中国现代时期新旧诗学互训》（王巨川）等几部论著，正是力图沟通当代诗词与新诗，从更宏阔的视角拓展诗歌文体的有益尝试。 增强诗歌语言的创造能力。语言的创造性和活力是诗歌葆有生命力的基本前提。当下和将来的诗歌创作，不管是新诗抑或当代诗词，根本的旨归之一应当是令我们的母语即汉语变得丰盈多姿。用一种看似陈旧的诗体丰富汉语，或者反过来，用具有当代感的汉语激活一种趋于老化的诗体，而使各自能够熠熠生辉，平添表现力与魅力。这显然殊为不易，绝非那些抱残守缺者所能实现。除了前面提及的要敏锐把握社会生活的脉动外，当代诗词还应该有意识地创造新的语言，在作品中同时更新语言和经验。 可喜的是，已经有一些创作者开始探索当代诗词语言的“出新”之径。例如，近年来受到较多关注、提出了“跟着时代走，跟着作者的人生走”“立足于当下，立足于今天的哲学和科学”之主张的词人曾少立（网名“李子梨子栗子”），融汇切身的现实感受和鲜活的口语，创作出了不少令人耳目一新的佳作：“多少河流走过，石头睡在风中”（《清平乐》）、“月色一贫如洗，春联好事成双”（《风入松》）、“麻雀远离财宝，山花开满阳光”（《风入松》），妙句频出，颇富时代色彩。其余的如致力于“开启现代城市诗词创作的筚路蓝缕之什”的曾峥（笔名“独孤食肉兽”）、写出畅谈“家国诸事”之九十九首《落花诗》的靳晖（笔名“象皮”）、认为“语言是一条河流，流动才显出生息。当代人的词应通过当代人的语言组合、安排，出现新的意义和可能”的蔡世平等，均能自如地嫁接当代经验与笔法，在其作品中显示了可以伸展的语言创造力。 总体而言，当代诗词的参与意识强调的是“海纳百川”的包容心态，是一种放眼于未来的发展的视野，其间凝结着将触角伸入社会生活的诗思和将生命体验与语言创造融为一体的诗艺。诚如蔡世平所言：“当代词如果还封闭在宋词清词里，自我陶醉，自我欣赏，路只会越走越窄，直至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开放的眼光，开放的胸襟，开放的笔墨，是当代词应有的姿态。”我相信，当代诗词将在参与意识的引导下走上一条开阔的路途。 （作者：张桃洲，系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