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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儒学思想，故事书终成巨著 唐僧取经的题材犹如一块美玉，数百年来经过了不同工艺的雕刻，但能成为传世巨作，是因为吴承恩的出场。吴承恩（1506-1582），明代淮安府人，出生于一个在儒和商之间翻腾的穷孤家庭。他自幼聪慧过人，有神童之称，大约16岁时进学——中了秀才，得到督学使者即省里最高学官“得一第如拾芥”的考语。那时的淮安府，正是历史上科举最盛的阶段，吴承恩的同学中，中进士的有六七位，其中状元两个半，官职最高的李春芳做到了隆庆朝的首辅。但是学中翘楚吴承恩的仕途却不顺畅，参加乡试次次铩羽而归，在将近60岁时才借助于好友李春芳的帮助，谋了个长兴县丞的职位。而后，他又受官场内斗牵连，出任湖北蕲州荆王府的教育官员纪善一职。在王府任职期间，他完成了《西游记》的整理定型。 有人认为吴承恩的仕途蹭蹬乃是由于官场黑暗，考官不公，用语过激等等原因，然后由于对社会不满，才想到去写《西游记》。这个思路，太简单化、模式化。 约在35岁到40岁之间，吴承恩一边应付乡试，一边写了一本志怪小说《禹鼎志》，此书已经亡佚，但序言还在，它向我们展示了吴承恩一些完全没有在其他文献里出现过的生活状态。他说自己从小喜欢神怪故事，经常偷偷买一些不能拿上台面的传奇志怪小说，怕父亲和老师发现呵责，就会找地方躲起来偷偷读。尽管早就想模仿着写一本，但由于功课繁忙，直到今天愿望才得以实现。我们不知道吴承恩用什么方法掩盖了自己的兴趣，在表面上维持了奋发上进的形象，而他的内心深处，自始至终对举业是抵触的。 他想干什么呢？还是要说《禹鼎志》。禹鼎本身是一个次生神话故事，说大禹因治水有功而成为受人尊敬的部落联盟领袖。他用天下各州进贡的青铜铸成九只鼎，在鼎上刻上了“魑魅魍魉”的图案，以便让百姓有所警惕。在《禹鼎志》的序中，吴承恩交待自己写作的目的，就是承袭昔日大禹铸鼎的最初意愿——“写形魑魅，欲使民违弗若”。就具体写作来说，“虽然吾书名为志怪，盖不专明鬼，时纪人间变异，亦微有鉴戒寓焉”。 尽管他在序中写：“因窃自笑，斯盖怪求余，非余求怪也。”在这貌似玩笑话的背后，却是他的道义责任感——“国史非余敢议，野史氏其何让焉”。吴承恩不具备修编国史的身份资格，但他认为做一个“野史氏”则是他的权利，也是他的责任，而他是不会躲避这种责任和权利的——“其何让焉”！ 现在我们再看《西游记》经过吴承恩之手的变化。 首先，看文学变化。《西游记》能够跻身世界名著行列，和吴承恩在文学上的改造是分不开的。《西游记》号称九九八十一难，实际是四十多个故事，其中大约有三分之一是原本就有，但吴承恩作了修饰，如火焰山等；有大约三分之一，是原来初陈梗概，吴承恩作了大幅改进，如车迟国等；另有三分之一出于他的原创，如木仙庵谈诗。这个故事的四个风雅精怪吟诗作对的形式，出于唐人笔记《玄怪录》中的“元无有”，而《玄怪录》是吴承恩明确说自己很喜欢的一本志怪；其中那种“红袖添香夜读书”的风雅，也不是前代和尚道士们能欣赏的。又如玉华国，这是书中唯一国王贤明的藩国，其实就是吴承恩曾经任职的荆王府的写照。 其次，看现实意义。把《西游记》解读为儿童作品、神话故事并不错，但不是全部。唐僧取经故事的核心主题就是对于理想的追求，经过吴承恩之手后，《西游记》的现实社会意义得到彰显。比如在比丘国、灭法国等故事中，朝廷佞道成风，道士枉法横行，都是吴承恩生活的嘉靖朝政治生态的真实写照。 最后，看文化体系。唐僧取经故事的题材源于佛教，在演变过程中得到道家文化的滋润，但最后能够成为经典，最根本的原因还是吴承恩赋予了它儒学思想体系的道德根本、生活规则、审美意识。这其实是吴承恩最大的功劳，也是《西游记》能融入社会的根本保证。 （作者为淮阴师范学院文化创意产业研究中心教授、中国西游记文化研究会学术委员会副主任）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