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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西游记》，演绎了长达九百年的文化交融过程。从玄奘到唐僧，贯穿了一个不变的主题——取经，其内蕴则是对信念的执着，对理想的追求，这是中国人的价值观。借助于佛教题材、道教营养、儒教规则的融合和吴承恩的文学天赋，《西游记》最终登上了世界文学的殿堂。 大唐贞观十九年春正月,一位从印度求学回来的僧人轰动了长安。僧人入城的这一天，长安的官民百姓填街塞巷数十里，沿途伫立，争相瞻仰这位僧人的仪容和他带回的经卷法器，其盛况丝毫不逊于刚刚过去的上元赏灯佳节。 僧人法名玄奘——17年前他违反朝廷禁令，冒着被抓捕的危险，混在难民中走出长安，踏上了向西而去的求学之路；如今他学成归来，成了全民崇拜的偶像。20多年后他逝世时，为他送葬的官民达100多万人，在白鹿原墓地守夜的竟然有5万多人。 从那时起，他求学的故事开始流传，在官员文人的笔记里，在百姓大众的传闻里，在寺庙僧人的功课里。渐渐地，遥远而模糊的印度被夸张为佛祖的“西天灵山”，为探索佛教精义的求学被简化为“取经”，沿途经历的艰难险阻被描绘成“妖魔”，事件的主人公也由玄奘演变为神化的“唐僧”——源自西域人口中的“大唐之僧”。900年后，吴承恩为散漫流行的故事做了最后的修饰，故事就此定型，即今日所见之《西游记》。 唐初：真人演绎，玄奘事迹故事化 整个事件的操手是唐太宗李世民。 玄奘从印度回国后，到了古丝路重镇、今日新疆的和田，休整的同时他给李世民写了封信，为自己17年前“违规潜逃”表示道歉，因为大唐立国之初，为了防范突厥部族入侵滋事，曾有过不准擅自通行西域的诏令。玄奘希望朝廷能理解自己过去的无奈选择，准允他回国。信中还简要叙述了自己西行印度、行程5万余里所经历的种种艰难险阻，以及在印度周游各国的求学经历。信通过驼队送到了当时正在洛阳布置征讨高丽事务的李世民的案头。读罢，李世民被这位僧人的求学经历打动了：他深知西行路途是何等不易，如果没有十分的毅力，穿越浩瀚的沙漠戈壁、翻过终年积雪的天山，都是不可能的；他也充分理解玄奘孤身—人在异乡求学的艰难，如果没有十二分的执着，仅语言文化的隔膜、生活习俗的不同，便足以让人半途而废。于是他亲自给这名法号玄奘的僧人回信,尊其为法师，并告诉玄奘：听说法师西行归来，我非常高兴，已命令沿途的官员迎接护送，请法师速来与我相见。 在之后的20多年中，朝廷给了玄奘的译经事业诸多必要的支持，李世民、李治父子 与玄奘过从甚密。有人认为，李世民表现出的对玄奘的厚爱是宗教利用。这貌似有理，但其实李世民并不笃信佛教，他曾宣布大唐天子姓李，是老子的后代，所以佛道两家的排名应是先道后佛；他也曾告诉玄奘，那些为佛经命名庆贺的事就免了。他在《大唐三藏圣教序》里用四个字评价了玄奘的取经之行：“诚重劳轻”。就是说：（玄奘）历经的艰难险阻并非不可复制，但取经求学的精神值得尊重。 可以说，玄奘的意义已经远远超越了取经的具体价值而成为一种精神意义。英雄是什么？就是有能力实现理想的人。崇拜英雄,就是玄奘事迹故事化的初心，也是题材赋予《西游记》的历史规定性。后来的故事，不管如何演变，万变不离其宗。从文学的角度讲，追求理想，执着信念，就是《西游记》的根基。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