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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如您所说，对杜甫集的校注既繁且难，萧涤非先生去世后又遇到不少波折。你们为什么能够坚持完成这项艰苦的工作？ 张忠纲：萧涤非先生曾说：“对于治杜诗的人来说，是无所谓甘苦的，都是甘，不以为苦。研究杜甫是一种乐趣。尽管工作很艰苦，但苦中有乐，苦尽甘来，苦也就是甘了。研究杜诗就是要有一股寝食俱废的傻劲。说来也有点怪，世上就是有那么—些人心甘情愿为杜甫卖命。”而先生就是一个肯为杜甫“卖命”的人。他86岁高龄仍手不释卷，逝世前一个月，还在手不停批地审阅我们的样稿。先生以学术为生命的执着精神，使我刻骨铭心。 萧涤非先生曾郑重地对我们说：“杜甫晚年写过一首《南征》诗，其中有这样两句：‘百年歌自苦，未见有知音！’我们能不能成为杜甫的‘知音’？这就要看我们的努力了。这里又用得上杜甫早年的两句诗：‘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我们应当有这个气魄。”没有亲眼看到《杜甫全集校注》的出版，是他生前最大的憾事。我之所以下决心完成这部《杜甫全集校注》，就是要对得起先师，对得起学术界，对得起杜甫。我在《统稿后记》中说：“‘诗卷长留天地间’，先师亦可含笑九泉，吾愿足矣。” 记者：从《杜甫全集校注》的编纂过程中，我们看到了几代学者的学术传承。扩展来说，您如何看待像《杜甫全集校注》这样的古籍整理著作在文化传承中的作用？ 张忠纲：《杜甫全集校注》这样一部编录谨严、校勘审慎、注释详明、评论切当、附录完善的新校注本，是三代学人历经36年磨砺而成的。这种严谨扎实、孜孜以求的学风，对学术锲而不舍、坚忍不拔的精神，其意义恐怕更胜过《杜甫全集校注》本身。所以我在《统稿后记》中说：“注杜之艰难曲折，犹似老杜艰苦备尝之经历。注杜是炼狱，可以磨炼人的意志，可以提升人的道德情操，可以检验人对学术的赤诚。” 杜甫是诗人，又是思想家，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典型代表，因此1300多年来有那么多人整理、研究他的作品。《杜甫全集校注》的编撰出版和它连续荣获学术大奖，必将推动杜甫研究的深入发展。我想，只要认真学习前辈以学术为生命的精神，认真读一读杜甫等古典大家的作品，人们就会心生感动，由感动而热爱，由热爱而行动，继承和弘扬他们的精神，也就是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本报记者 杜羽）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