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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排斥的托尔斯泰 和巴尔扎克一样，列夫·托尔斯泰在我国的命运同样堪忧。其中的原因，除了西方所谓的意识形态“淡化”，恐怕还有我们的自我放逐和盲目与西方趋同。 且说列宁对托尔斯泰的褒奖具有鲜明的国家意识和阶级立场。套用恩格斯的话说，那是因为他看到了托尔斯泰的现实主义的胜利。在《列夫·托尔斯泰是俄国革命的镜子》一文中，列宁认为托尔斯泰表现了俄国革命的特点。因此，他的矛盾是俄国农民的矛盾。由此，列宁称托尔斯泰是伟大的、清醒的现实主义者。 诚然，我要说的不仅仅是列宁和托尔斯泰，而是与之关联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关于后者，20世纪上中叶至今，西方和俄苏已有许多讨论。其中最耀眼的莫过于巴赫金的品评，诸如对话理论、复调理论等。而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巴赫金的走红自然要归功于形式主义和整个后现代时期学术界对国家意识或意识形态的“淡化”，以及对“人权高于主权”的强调。不过，即或有人因某种无知或逆反而忽视列宁，至少不会忘记弗洛伊德吧？后者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评价固有他一贯的偏颇之处，却不可谓不深刻、不可谓不真诚。弗洛伊德在匆匆褒奖了陀氏作品之后，就单刀直入、分析其人格问题了。他说：“由于作家选择的素材中残暴、凶杀、自私的人物比其他所有的人物都突出，这表明他内心深处是喜欢那种生活的，再说他自己的生活中也确有一些是这样的，如嗜赌，也许还奸污过一名幼女（坦白）等。陀思妥耶夫斯基身上有种极为强烈的破坏性本能，这本来很容易使他成为罪犯的，但在他的生活中这种破坏性本能却主要（没有向外，而是向内）针对自己本人，因而表现为受虐型和罪孽感。但是他身上总还残留着相当多的虐待狂的特征，这表现在易冲动，爱折磨人，毫不宽容——即使对他所爱的——并且表现在作为作者对待读者的态度上。”对此，我们姑妄听之。但是，我们不能不由此联想到19世纪的俄国知识分子，尤其是从普希金到托尔斯泰那一班经典作家，他们大多扮演了殉道者的角色，即为大我、为俄国的命运废寝忘食。而陀氏却是个偏执的宗教狂。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