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 要求每一个热爱文学的人都必须为文学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显然苛刻。人各有志，百姓百心。选择人生之路，是每个人的权利，谁也不能剥夺侵害。然“文之为德也大矣，与天地并生者何哉？”（刘勰《文心雕龙》），与宗教而论，文学所需的虔诚应比之更上一个层次。因为文学没人布道，也没人规劝，更没人胁迫，纯粹出于个人喜爱。文学对于任何人无所要求，全凭你个人兴趣与意志。 目下中国的作家很多很多，但大作家很少很少；长篇小说年以千部计，大作品寥寥无几。作家多，缺大作家；作品泛滥，缺大作品，症结何在？ 今天的中国作家可以说不缺钱，不缺房，不缺文化，也不缺写作条件，不缺生活资源，缺什么？缺定力。 没有定力的作家，好比空中的风筝，只能随风飘摇。是什么影响了中国作家追求文学的定力呢？ 应该不会是待遇。要说待遇，上世纪30年代的作家大都是以写作谋生的自由撰稿人。韬奋先生结婚后，为了养家他只能同时兼职几家报刊撰稿；流亡香港时，新创办的《生活日报》和《生活星期刊》，因往内地邮寄成本过大而亏损，流亡欧美借的债没还清，范长江发现他家的穷困尴尬后，预付他《抗战以来》在《华商报》上连载的稿费，才得以维持一家人生活。今天的作家完全靠稿酬谋生的寥寥无几，大多由政府或军队养着，即使不是以作家名义养，也都是有职务有工资的业余作家。除了工资，所著作品都有获得稿酬的权利，作家用不着为生活费用、工作、住房、医疗等生计所累。从中央到地方都鼓励创作，设立各种奖项，作品得了大奖，除主办单位给予奖励外，各地各级还另给予奖励。 也不会是写作环境。要说写作环境，鲁迅他们那个时代最为恶劣，他们写的许多文章只能用笔名，要不就会招来麻烦。邹韬奋病重到上海治疗都不能用真名，四次换医院四次化名，直至病逝用的都是“季晋卿”假名。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飞速发展，社会安定，人民生活富裕，可谓国泰民安。党的文艺方针政策也同时调整开放，尤其是在建设和谐社会，提倡以法治国的今天，习总书记亲自主持召开了文艺工作座谈会，更明确了文艺工作的方向。应该说这是我们文艺创作最好的环境，最好的时代。现在的现实不是没有言论自由，而是言论自由到了该有所收敛的时候了。 更不会是生存风险。当年鲁迅与韬奋两位先生去参加被国民党特务枪杀的民权保障同盟秘书长杨杏佛葬礼，鲁迅幽默地跟韬奋说，有幸咱们俩也荣获入选他们的黑名单，他们不敢拿我怎么样，为了家人，你还是出去避一避。韬奋说，今天你不该来。鲁迅说，今天我出门就没带钥匙，没打算回得去！今天的作家，是受人尊敬的人类灵魂工程师，享有很高的荣誉。别说人生权利受伤害，其作品的著作权和署名权都受法律保护。只要个人不去以身试法，绝没有人生安全问题。 过去，鲁迅、韬奋先生他们为了民主自由，为了国家存亡，为了民族尊严，冒着掉脑袋的危险用文学去捍卫自己的信仰、立场与主张，在随时都可能坐牢遭枪杀的险恶环境下写作，他们都没有丝毫动摇。今天的作家又是如何面对文学？又在如何奋斗呢？ 说到底，定力是由信仰与胸怀决定的。什么样的信仰，什么样的胸怀，就有什么样的定力。邹韬奋在出狱欢迎宴会上说了一句话，他说，个人没有胜利，只有民族解放才是真正的胜利！他的立场是国不可亡，民族不可侮，中国人必须停止一切内战，团结一致抗日。为此，他愿意牺牲个人一切。因为他心里装着国家存亡，装着民族安危，他才把个人的一切置之度外。 今天的中国作家缺乏定力，只怕不是心里没装东西，而是装的东西太多太杂。也许外面的世界确实太精彩，诱惑人的东西实在难以抗拒。在市场经济更显生存竞争力度的时下，谁都没权利劝阻谁追求什么，不追求什么，我所发感慨仅对有志于文学、愿意以作家头衔为荣的文人而言。当你把自己的人生跟文学结缘，决意在文学上有所作为，那么请你静下心来，学会放下，淡看一切，反观自己，修正行为，洗礼心灵，确定好文学坐标，为此而不余遗力。不管你的跋涉到达何处，只要你能问心无愧地跟自己说，我已经尽了自己的全部智慧与心力，足矣。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