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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为写剧本，近期查询研读了邹韬奋先生的相关资料，不禁为他的职业操守所震慑，掩卷沉思，感慨万千。 他父亲也望子成龙，希望他搞工当工程师，在南洋公学他学的是机电；他逆反，偏偏爱文，圣约翰大学期间就翻译发表外国作品，还给上海最大的报纸《申报》撰稿。毕业后到纱布交易所当英文秘书兼翻译不久，便到职教社的《生活》周刊做编辑，并兼职《时事新报》的秘书主任。1926年《生活》周刊创刊第二年，他接手做了杂志主编。当时刊物发行只有2800份，人就他和徐伯昕外加兼职会计孙梦旦两个半。自此，他把自己的毕生全部倾注给了这份事业，在难以想象的艰难困苦中求变、求新、求发展。“努力多登新颖有趣之文字”，“力求精警而避陈腐”，追求“有价值、有趣味”的品位，每期几个栏目，他用心水、思退、沈慰霞、因公、惭虚、秋月、落霞、春风、润等七八个笔名撰稿。1931年“九一八”事变，他深感国难之痛，迅速将刊物的内容从城市中产阶级的趣味转向宣传抗日救国，由原来的“在谈笑风生的空气中欣欣然愉快一番。”转变为“就民众的立场对政府对社会，都以其客观的、无所偏私的态度，作诚恳的批评或建议论事论人，以正义为依归”。《生活》周刊这个职业教育刊物瞬即变脸为新闻评述周报，“渐渐变为主持正义的舆论机关”，全国救亡运动的舆论阵地。这正契合了全国人民抗日的愿望，刊物发行量猛增至15.5万份，创下我国杂志发行当时的最高纪录。 韬奋先生是位民主人士（去世后才被追认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接手《生活》周刊，没有人要他如何，他把办杂志出版图书，为民众提供精神食粮作为一生的事业奋斗，把新闻出版当作阵地坚守。其“团结御侮，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立场与主张，与蒋介石当时“攘外必先安内”的策略相悖。蒋介石却欣赏他，对他用了劝、拉、请、合、逼、打的种种手段。先派胡宗南劝其转变立场与政府站一起；再派他同学中统处长徐恩曾和刘健群拉他到政府做官；再委托杜月笙出面请他去南京面见蒋介石；再是蒋介石亲见他当面劝他加入组织；后又让宣传部副部长潘公展要他将生活书店与国民党的正中书局和独立了出版社“合并”、“联合”、“扩股”，统一归他掌管，确保他人生与事业双安全。韬奋先生笑自己是个不识抬举的人，他让杜月笙转达蒋公“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 韬奋先生如此不给政府面子，其命运可想而知。杂志屡遭封杀，生活书店在全国56家分店一一被查封，人员被逮捕；他自己几次上特务捕杀的黑名单，以至全国通缉———就地正法。为此他与沈钧儒等“七君子”一起被捕入狱，关押243天，六次流亡海外与他乡，最长的欧美流亡长达两年多。他终没屈服，永不放弃，《生活》周刊被封，《新生》诞生；再封，再创办《大众生活》；再封，再又创办《生活星期刊》；抗战爆发，又改办《抗战》三日刊及《全民抗战》五日刊，《生活日报》。创办生活书店，全国开了56家连锁店。一刊遭挫折，一刊又起，前仆后继，如缕不绝。 韬奋先生因何对自己追求的事业如此执着，用他的话说：“一个人做事，要做一生投入都做不完的事业。”“为着做了编辑，曾经亡命过；为着做了编辑，曾经坐过牢；为着做了编辑，始终不外是个穷光蛋，被靠我过活的家族埋怨得要命。但是我至今‘乐此不疲’，自愿‘老死此乡’。”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