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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我们讲中国当代文学缺乏理论自信，指的其实不仅是许多人忽视与漠视理论的作用，而且还包括更多的人不再对那些曾经与中国的“新文学”相伴而生的理论，或者说是中国当代文学“自己的理论”具有信心。 任何一种文学理论，都既建立在对文学一般性问题思考的基础之上，同时也与特定时代、特定地域内人们的文学实践活动与其他社会实践活动密切相关。20世纪初以来，伴随着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我们创立了自己的“新文化”，也创造了自己的“新文学”，这种“新文学”既包括新的文学作品形态，也包括新的文学批评形态与文学理论形态。而且，与作品形态与批评形态一样，新的文学理论形态也是在外来思潮、民族传统与时代需要三者的共同作用下形成的，它标志着“新文学”曾经的成就，也是“新文学”继续生长与发展的根基。 对于“五四”以来众多优秀文学作品作为一种根基对当代汉语文学写作的重要性，恐怕极少有人会去否认，而对于“五四”以来与文学创作、文学批评相伴而生的文学理论与文学观念对于当下汉语文学写作的重要性，无论是作家、批评家、还是理论家，都缺乏足够的认识。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包括“新文学”在自己的发展过程中曾经走过一些弯路，这些弯路与理论相对于创作和批评的过于强势，特别是某些时期错误的理论指导有着直接的关系；另外，这种局面的形成，也与上世纪80年代以来整个文学界对西方各种所谓新的理论思潮过度迷恋有关。在有些人那里，还可能与对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所包含的思维方式与概念范畴过度推崇有关。 总之，在相当一部分作家、批评家和理论家看来，“新文学”在自己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文学理论，似乎都是过时的或者是错误的；反过来，凡是在西方语境中形成的文学理论——特别是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的文学理论，或者是中国古代的文学理论，对于当代中国文学而言，又似乎都是有价值的，值得宣传与推广的。这种认识，不仅极为片面，而且对于当代文学的健康发展也极为不利。 四 实际上，“五四”以来，中国文学积累了丰富的创作经验与批评经验，这些经验有许多已经上升为理论形态，成为当代中国文学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种“原生态”的理论，对于中国当代文学的价值，是无论如何不应该被忽视的。20世纪中国文学理论建设的最大成就，是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引入与落地生根，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在与中国具体而丰富的文学创作实践、文学批评实践，以及中国传统文学观念相遇之后，在接触、碰撞、整合的过程中，经过中国理论家的阐释，已经形成了许多既具有理论深度，又独具特色的理论命题，这些理论命题不仅对于人们认识文学的一般特性具有启发意义，对于当下中国文学的发展，更是具有不可替代的指导意义。另外，“五四”文学展开过程中许多理论家关于文学与现代性启蒙关系的思考、上世纪80年代中国理论界对文学审美性的深入探讨，其理论立场乃至于许多具体的结论，都不仅没有过时，而且还可能是解决当下文学存在的问题时具有重要参考价值的传统资源。如果我们将所有这些中国当代文学的理论传统都弃之不顾，或者对这些理论传统整体上缺乏信心，必将使中国当代文学被急速变动的时代潮流席卷而随波逐流，失去自己的定力，迷失前进的方向。 文学作为一种文化，既需要面向未来，需要对当代社会做出反映，也应当有自身可以坚守的传统。不能够与现实有效对话的文学，不具有前瞻性的文学，会出现各种问题。与此同时，没有形成自身传统，或者是完全放弃自身传统的文学，也很难具备优秀文学所应有的厚重感与艺术魅力，赢得受众的尊重与文学史的承认。而与中国当代文学相伴而生的文学理论，不仅是发现与表达“新文学”传统的一支重要力量，而且其本身就是“新文学”传统的一个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是绝对不能够被各种外来的文学理论与中国古典文学理论所轻易地取代的，对此，我们应当有充分的自信。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