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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散文和读散文，在当下的时代环境中，同样都具有向传统致敬的意味。 这首先是因为散文这种体裁不仅出身古老、源远流长，而且长期备受社会推崇。其次，也因为散文早已不止是一种文学体裁，更代表着一种历史悠久、覆盖宽广的社会心理习惯。 从上古先秦到明清以至近代，与今天我们所称的“散文”大致相当的“文”，一直被当作一类能够记述历史、政治、学术、思想和艺术等各方面重要知识信息的尊贵文体。隋唐至清末，科举制度实行的近1300年里，“诗”、“文”的写作，更因直接关联着科举取士的考试科目，而成为历代读书人热衷修炼的安身立命之道和出人头地之术。 伴随常年的“诗”、“文”诵读和书写，一辈辈读书人成长起来，臻于人情和学问的练达，然后走向终老。岁月推移，千年历练，“诗魂”和“文心”在无数中国读书人的精神世界里，积淀为不朽。“诗”、“文”的表达方式，也逐渐内化成了“诗”、“文”的作者群和读者群共有的一种心理习惯，影响到他们把握自我、理解世界和应对社会的思想意识和言行做派。每当“达则兼济天下”的时刻或氛围来临，则“诗”、“文”昂扬奋发于“载道”。每当“穷则独善其身”的情境切近，则“诗”、“文”低回盘桓于“言志”。 穿越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文言形态的“诗”、“文”，从文学正宗的宝座上仓皇退位，现代白话形态的小说、诗歌、散文和话剧竞相兴起，以决裂于旧文学和开放于域外文学的声势，拓展出一片新文坛。但实际上，即使在新文坛闯将的笔墨辞章里，旧文学依然形迹未灭、魂魄不散。“诗魂”和“文心”，“言志”和“载道”，在游荡和沉浮之际，在文言和白话之间，时时显露着古今如一的印痕。而这一点在散文中的体现，又远比在小说、诗歌和戏剧中更为鲜明。 有意或无意，偶然或必然，从理想主义和浪漫主义的高调——“个人的发现”开始起步的现代散文，一路走来，行踪所向，却依然归于保守主义和现实主义的泥古、恋旧。这当然不是单纯的语篇修辞或作品面貌的问题，而是在小说、诗歌、散文、戏剧四体并行的文学现代化进程中，越往前走，就越发主动推卸庄重的精神承担、放弃严肃的文化使命的一个典型症候。 鲁迅、郁达夫、朱自清等新文学的开拓者，都曾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不约而同地肯定过现代文学初兴之际的散文，称赞它曾与五四时期个性解放的先进社会思潮密切结合、表里相应，为“个人”的“发现”，尽到了其他文学体裁所不能替代的历史责任。但在这之后，从社会文化地平线上崛起的“个人”，挺进到更复杂的际遇中，又是如何持续坚守、不断应变和发生变异的，这一意义更丰富、细节更生动的过程，却大有干净、彻底地退出散文的取材领域，向小说、诗歌和戏剧甚至非文学性质的历史、新闻等其他写作体裁全面转移之势。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