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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在变 精神不变 记 者：从第一部政治题材小说《人间正道》开始，您在这一领域已经坚持创作了20多年。这20多年来，您的写作有什么变化？ 周梅森：20年来，我一直坚定地走现实主义创作道路。从14岁认识了巴尔扎克开始，我的信念始终未变。可以说，坚持现实主义创作，是我追求一生的艺术创作原则，也是我不变的文学信仰。 写作精神上不变，变化的是时代，是内容。为什么20多年能一直写下去不重复？最重要的就是因为我在生活中，生活每天都在变，而且时代巨变的节点上，始终有我在场的身影。 巴尔扎克对我的影响的确是非常深的。他当时所处的时代和我们今天的社会形态非常相像。我们都面对着一个物欲横流、社会财富极大丰富的年代，此前的“天理”崩溃了，但是新的道德和准则还没有建立起来。巴尔扎克说，金钱可以把妓女装扮成贞女。我们这个年代也是笑贫不笑娼，笑贫不笑贪，金钱成为衡量成功的惟一标准。和巴尔扎克一样，我也参与了时代变革的所有节点。20世纪90年代，我就参与过证券投资、房地产，后来又到政府去挂职，小说中很多政治经济运作的过程我都亲身参与过。有了这样的人生体验和阅历，才能有创作的动力和源泉。我的写作都是非常顺畅的，生活不会静止，时代在巨变。 欧美许多发达国家社会的基本形态已经固定，在那样的社会形态之下，作家会选择去描摹人物内心、寻找心灵深处的归宿。但我们当前的社会时代是惊天动地的，老百姓关心的是大时代下的困惑，自己明天要到哪里去？他的奋斗还能不能为后代打下根基？我是一个幸运的人，我参与了这个时代的变革，并且把它写出来了，也得到了老百姓的认可。这是我最自豪的地方。 说到创作的坚守问题，我非常感谢巴金先生。上世纪末我的小说《人间正道》出来之后，引起了当时90多岁高龄的巴金先生的关注。那段时间，巴金先生晚上看《人间正道》的电视剧，第二天上午就让女儿李小林给他读《人间正道》的小说。巴金先生的《家》《春》《秋》，鼓舞了一代又一代年轻人走向社会，投身民族解放；到了晚年，他仍然在关心着国家和民族的进步。巴老对时代、对生活的态度，深深影响了我。巴老已经90多岁还这么关心当代生活，当时的我作为一个年轻作家，没有理由不关心现实。《人间正道》是我第一部反映当代社会生活的作品，推出之后诟病很多。当时很多人都对我痛心疾首：“一个纯文学作家，怎么能堕落到去写官场和腐败呢？”这种认识其实到现在也存在。但是我不怕骂，我内心强大。 记 者：我们现在身处的确实是一个非常动荡、时时刻刻都在发展变化的时代，但很多作家却有意无意地回避现实的变化，一些年轻作家越写越封闭，越写越钻进自己的小世界出不来。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现象？ 周梅森：当前文艺形态有些时候是远离时代的，远没有做到与时俱进。我的主张是，少放节日“礼花”，多一点真诚的对火热现实生活的观察、思索、投入和产出。我们的文艺政策一定不能浮躁，要多鼓励作家贴近生活，反映老百姓心声，创作准确认识、引领时代发展的文艺作品，以这样的作品引导和影响世道人心，而不要当粉饰太平的“礼花施放者”和谨小慎微的“文艺维稳官”。 记 者：不仅是《人民的名义》，包括您以前的作品，一贯都比较轻视感情线，主要以写官场、写政治斗争为主，这是您有意为之的吗？ 周梅森：《人民的名义》并不是没有感情线，在这里我写的不是感情线，而是几种婚姻的形态。高育良的婚姻、祁同伟的婚姻、李达康的婚姻，都是当前这个时代特有的婚姻形态，说出来让人非常震惊。这个时代还有爱情吗？还有多少真正的爱情？除了像欧阳菁一样在《来自星星的你》这样的偶像剧里寻找爱情，现实生活中还有多少婚姻背后没有利益的考量，完全是出于真实的爱情？在这里，我不仅仅是要写婚姻、写爱情，更重要的是想写透这个时代本质的东西。我对纯爱情是没有兴趣的，只有当它涉及到了世道人心，我才是有话要说的。 理想的爱情和婚姻在现实中当然还是有的，侯亮平和他老婆就是代表。但是这样甜蜜的爱情我没什么心思下力气去写，我的关注点始终是揭露社会矛盾，写出社会问题。 记 者：有读者认为，您在这部作品中对于女性的认识是符号化、脸谱化、片面化的，或者说，这部作品的“女性观”是有问题的。我在阅读小说和看电视剧时也有这样的感觉。但同时我也在思考这也许不仅仅是作家观念的问题，很有可能在现实社会尤其是官场形态中，绝大多数女性的处境也许真的就是这样——而这样的现实才是更可怕的。 周梅森：你说的很对，谢谢您为我做了澄清。从我自身来说，绝对没有污蔑女性、轻视女性等等的偏见，但现实状态就是这样，我必须写出真实的现实。也正是因此，我们才要反腐败，才要清理政治生态环境，这些基本事实我们不能回避，作家不能睁着眼睛说瞎话。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