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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变成绝望的厌世者 记 者：小说中，侯亮平第一次和沙瑞金见面后，心里认定沙瑞金和他一样，是有“家国情怀”的人。实际上，“家国情怀”也是您小说中一以贯之的精神。在我看来，好的官场小说、政治小说必须要有这种精神，不然就会沦为地摊文学、厚黑学。您在写作当中是如何书写“家国情怀”的？ 周梅森：作家对自己所处时代要有一个基本评价。我的评价就是，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是中华民族最好的时代。我谈一切问题，不管小说里写的社会阴影面积有多大，最基本的出发点都是对时代的充分肯定，在肯定的基础上再来谈问题。因此，我的作品一定要给人民带来希望，这也是巴尔扎克批判现实主义的原则诉求之一。不论黑暗多么沉重，总要给人们带来光明。在我的作品中，总有光明的、带有理想色彩的人物。不管别人怎么说，我坚持的创作原则，就是既要面对现实，也不能变成绝望的厌世者。 文艺要能够凝聚民族向心力。在这样的基础上谈现实社会的种种问题，才能够把握得当、适度。比如我讲到陈岩石老人讲述只有一天的小党员的故事，很多人不喜欢这个段落，觉得像革命传统教育。但如果不呈现这种历史事实，沙瑞金所批判的现代政治生态中的乌烟瘴气就没法展开描述。通过陈岩石的讲述，我们才能深刻地知道，在革命年代，共产党员只有背炸药包的特权，只有牺牲奉献的特权，没有欺诈人民的特权。这种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对现实的官场问题构成了极大的讽刺。 文学不承担解决具体社会事务的义务，但文学确实能够影响世道人心，引导人们去关注某一类问题，引导人们对世道人心做出自身的评价和判断。但是，我们的文学长期以来忘记了应该引导世道人心的诉求，很多都是在封闭小圈子里的自我欣赏，离广大受众太遥远了。《人民的名义》这本书目前已经发行了100多万册，而且仍然供不应求。老百姓之所以愿意看，是因为小说讲的都是身边事，在这里，文学的认识和人民的认识实现了高度契合。作为一个作家，我真的是很欣慰，自己长期的坚守得到了老百姓的肯定，这比得任何奖都重要。 记 者：从内容上来看，《人民的名义》可以算是一部主旋律的小说。我们总是倾向于认为，主旋律文学是主题先行的，说教意味太重，因此常常对这类作品都敬而远之。您认为主旋律小说要怎么写才能让广大读者接受？ 周梅森：一个国家不可能没有主流话语，主旋律是一定存在的。我们的一些文化政策，把“主旋律”弄得走了样。宣传部门把艺术简单地等同于宣传，创作者也理所当然地认同这个观点。这种现象在影视界更明显，主旋律电影、电视剧都是由政府投资、政府补贴，拍完之后由政府购买，没有市场经济的压力自然就粗制滥造，没人看一点都不奇怪。 但这并不是主旋律本身的失败，在这个问题上，应该学习借鉴一下美国电影《血战钢锯岭》，它为我们提供了非常好的借鉴。就我个人而言，这么多年来，我只有真正被震撼了、有触动了，才真正愿意写，而不是为了任何人、任何组织去宣传。因此，无论被贴上什么标签，我都在坚持自己的创作原则，讲真话，起码不讲假话。20多年我都是这样走过来的，终于在今天得到了读者的认可。这也说明，做什么事都要有信仰，有坚守，当官是这样，作家也是这样。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