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坚持现实主义创作，是我追求一生的艺术创作原则，也是我不变的文学信仰。写作精神上不变，变化的是时代，是内容。为什么20多年能一直写下去不重复？最重要的就是因为我在生活中，生活每天都在变。 我们的文艺政策一定不能浮躁，要多鼓励作家贴近生活，反映老百姓心声，创作准确认识、引领时代发展的文艺作品，以这样的作品引导和影响世道人心，而不要当粉饰太平的“礼花施放者”和谨小慎微的“文艺维稳官”。 周梅森的长篇小说《人民的名义》自出版上市以来引发全民关注，书中所写的中国当代政治生态、社会百态，触及社会的痛点。小说创作的背后有什么不为人知的故事？20余年坚持写作政治小说，其中经历了怎样的改变？他对当下文学创作有哪些思考和看法？且听周梅森一一道来—— 我所做的仅仅只是追上了时代 记 者：上世纪90年代末，我们的官场小说、反腐小说经历了一个创作和出版的热潮，涌现出一批优秀的作家作品。但是此后，官场小说沉寂了很长一段时间，直到《人民的名义》的出现，再次让一部文学作品上升为一个社会焦点话题。您在创作这部作品时想到它会收获如此热度吗？ 周梅森：我确实没想到这样一本文学书籍能变成一个现象级的文化事件。这也说明了文学创作要有信心，作家要知道坚守。其实目前来看，观照现实的作家在文学圈内地位并不高，长期以来的观点都是认为这些作家距离现实生活太近了，思想认识上有可能会产生偏差。这种论调再加上某些限制，就使得我们的作家、文学远离了生活，远离了时代。我们很多的作家，成为了文艺的“维稳官”，总害怕会触发矛盾，产生负能量，引起社会上的不满情绪。这一点非常要命。 《人民的名义》这部作品，并没有走到时代的前面，我所做的也仅仅只是追上了时代。但它也恰恰证明了文学必须要在场，应该对现实生活有认识、有思索、有反映。长期以来，我一直都在坚持这样的写作，不管外部有什么说法，不管这样的写作是否被认为落伍，被认为观念陈旧、老套，我都顽强地坚守着现实主义文学阵地，顽强地坚守着对现实的思考，对时代变化的观察、积累。从这个角度说，这部小说的问世应该是不奇怪的，它在情理之中。 记 者：长期以来，文学界常常把反腐小说、政治小说归为类型文学，觉得它的艺术性有欠缺，因此对于这种题材的作品怀有一定的偏见，进而造成一些作家远离这种题材。 周梅森：你说的这种现象确实存在，这就让我想起了巴尔扎克。巴尔扎克所处的年代是法兰西社会剧烈变化的年代。一方面是老贵族的光荣与梦想开始衰落，而资产阶级携带着金钱呼啸着走上了历史舞台，成为法兰西社会道德、秩序的安排者和指导者。这个现象让巴尔扎克看到了，而且深刻地感受到了传统老贵族衰落的痛苦和资本安排新世界秩序的残酷。巴尔扎克为什么能体会到这种切肤之痛？因为他参与了当时时代现场所有力所能及的社会活动。他不是为了“体验生活”，而是带着真诚的发财的梦想，见证了法兰西社会所有的变革。因此他也知道了资本的厉害，知道了金钱的力量是如此强大，他必须成为金钱的主人。这是他纯真的梦想，但是却经历了一次次失败，甚至是惨败。正是经历了这些之后，他开始写文章，开始文学创作。他把自己失败的经验和痛苦、对金钱的认识融入了小说。 难道说巴尔扎克描摹当时法兰西社会急剧的变化没有文学性吗？他难道不是成为了文学的经典吗？批判现实主义仍然是我们当代文学中不可逾越的高峰，《人间喜剧》是面对时代、面对当下写出的杰作。因此，开始我们提出的这种文学观点其实是不准确的，而这种观点也在文学界遗害多年。 记 者：这些年我们一直在讨论，当新闻报道、非虚构等作品以其真实性、迅捷性抓住读者眼球的时候，文学究竟应该怎样表现现实？小说与新闻的边界在哪里？比如在《人民的名义》中，小说开篇的赵德汉其实就是以落马贪官魏鹏远为原型的。您在塑造这类人物的时候，有没有考虑过类似的问题？ 周梅森：新闻报道的内容毕竟受到它自身特点的限制，新闻给人们看到的是一件一件孤立的事情，看到的是冷冰冰的数据，比如说他贪了多少亿、买了多少套房子。在这其中看不到人物的内心，看不到人物的灵魂，看不到人物行动的轨迹。人的内心复杂性是新闻报道无法解决的问题。比如说赵德汉这个人，两亿多现金他收下来了，但他会有什么样的心态，是怎么走到这一步的，这就是文学和文艺要表达的部分，也是单纯的新闻案件报道和文艺作品的区别。新闻报道只是用数字让世人大吃一惊，但小说和影视剧凸显的是贪官心理上的矛盾性，尤其是灵魂深处的复杂、挣扎。这种巨大的反差，让老百姓看到之后的感受就和单纯看新闻非常不一样了。这就说明，人物在小说和电视剧里，是靠作家、艺术家的创造完成了一个审美的过程。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