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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一个“大案要案”文件夹 记 者：说到小说的人物，我想跟您聊聊现在最火的达康书记。这是现在网友们特别喜欢的一个人物，但其实我在读小说的过程中发现，您对于李达康这个人是有批判的，比如他的专横、他的唯GDP论，这些都是近些年来我们的社会一直在警惕的问题。对于这个人物的理解，观众是不是存在某种程度的误解？ 周梅森：《人民的名义》结合了我这10年来积累、反思的成果。这部作品最大的突破，就是第一次容纳了这么多的社会思考，在这些问题上，触到了老百姓生活中的痛处，和人民站在了一起。这些是在书斋里，闭门造车写不出来的。李达康这个人物，在我们当前干部队伍中是很典型的一类，能干事、不推诿，但是又非常霸道、集权。这样的作风其实是很容易出事的，搞不好就会变成霸道书记、霸权书记，这确实是我在创作这个人物时思考的问题。 《人民的名义》问世之后直到今天，虽然电视剧还没有播完，但方向已经不是任何人能够把控和解释的了。它确实演变成了一个社会事件，这样，它的意义就远远超出了文学和文艺范畴。李达康不再简单的是作者塑造出来的文学形象，而成为在审美意义上被二次接受的“偶像”。其实对这个问题，我的解释已经失去作用了。 记 者：《人民的名义》对于当下官场的种种问题给予了全景式的观察。比如作品对于腐败的表现形式，作品中出现了祁同伟式的以权谋私、官商勾结，李达康式的一言堂、绝对权力，还有一种很隐蔽的腐败，那就是孙连城这样的懒政、不作为。这类形象其实我们以前的文学作品写得很少。他看似是个清官，不收礼、不跑官，但就是不干实事。其实现实生活中，老百姓真正接触到最多的、最反感的，是孙连城这样的官员。但之前的同类题材作品中却很少涉及这类人物，可以说，这个人物也应该是官场小说的“典型人物”。 周梅森：对孙连城这个人物我自己也很得意，是之前的作品中从来没有出现过的。一出场就引起热议，也确实说明大家对这类人物感同身受。非常有意思的是，关于“光明区信访局窗口”的桥段播出第二天，国家信访局的网站就出现了大篇幅的表彰，说经过调查，北京、上海、江苏等地的信访部门都不存在这样的窗口。一部作品能够让相关部门这么紧张，引起这么大的反应，也是此前从未有过的。但这件事确实是我亲眼所见的真实现象，这么鲜活的场景，编是编不出来的。这样一条并不是主线索的小段落，却不经意间真正戳到了整个社会的痛处，引发的热议让我们看出，人们对这种折磨老百姓、不替老百姓做事的庸官有多么反感。所以说，当代作家写现实题材作品，一定要有勇气面对生活。不管生活多么残酷，也可能会惹来麻烦，但是作家必须要有勇气，对老百姓讲真话，不要去美化现实。文学作品，尤其是反映当代现实生活的作品，绝不能继续瞒骗下去。如果不能真诚面对生活，就很难写出好作品。 记 者：李达康的霸道背后有一个问题，那就是在我们当下的政治体制中，一把手是有绝对权力的，这就对一把手的道德水准和自我约束力有很高的要求。我们之前的官场小说中常常出现“青天大老爷”，但这终究只是一种美好的愿望，是不牢靠的。《人民的名义》中，您就这个问题提供了另一个思路，就是以侯亮平为代表的检察院的力量，以“法”的准则对于“权利”起到了约束作用。这个问题在之前的官场题材作品中没有被重视。 周梅森：对，这一点你理解的非常好。我不认为可以把道德作为标准衡量官员工作的能力，道德是绝对靠不住的。从制度设计上来说，不管是谁，不管是什么出身、什么背景，只要摆到了权力的位置上，就要设防。这个问题最典型的例证是高育良。在当大学老师的阶段，高育良的道德水准是很高的，但当他拥有权力之后，环境变了，道德也就被动摇了，还有的时候掉入了别人的陷阱，最终不得不面对法律的制裁。可以说，侯亮平所代表的法治，剥开了人们对道德的迷信。 与此相关的还有同级监督的问题，用小说来表现是非常困难的。国家监委的设立，也仅仅是一个调查机关，出了问题才能介入。掌握权力的一个个具体的部门、地区，如何防备权力的滥用，恐怕还需要制度上的思索和创新。面对这一切，作家只负责提出问题，呈现危险的现实。说不定沙瑞金下一部就坏掉了，他会不会变成下一个赵立春？我们都是没办法保证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