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不是说纯粹的专业学者不够好,可是如果少了这一层,访谈就没有什么意义,让读者直接去读他们的专业论文就好。 文汇报:从访谈里倒是可以看出这些先生大都很谦虚,他们已经在各自领域有了藏诸名山的成就,但在回答问题时还是常常谈及对前辈学人的崇仰之情。 戴燕:你观察得很对,真正好的学者,往往成就越高越是谦虚,不过更重要的是,我们常说的一流学者,应该还是俗话所说“干活的人”。 我看美国电影里面,还有讲大数学家纳什的《美丽心灵》、讲大物理学家霍金的《万物理论》,而在中国,以学者为主角的电影却少之又少,不知道在其他职业的人眼里,学者的形象如何?是在象牙塔里,生活高雅而精致,还是像书呆子,缺乏常识、不近人情?我想说的是,就像普通的工人农民职员一样,我们访问过的这些学者,起码都是整天干活的人。只要看看他们的学术成果,就可以明白这一点。比如何兆武先生,他翻译过那么多书,还写过那么多书,总有几十种吧,然而我们也知道,他很谦虚,自称“边缘人”。就是在这样的一生当中,他出版了那么多的书,靠的是什么呢,就是干活,就是出力气。 陆谷孙先生晚年,学生们叫他“老神仙”。他还真不是什么神仙,就是个干活的人。他就住在学校附近,有时候我们去看他,看他为了编字典,书籍、材料摊一屋子,占据了吃饭桌。他每天就趴在那儿写啊写,既费脑力,也费体力,只有到了晚上才去学校散散步。 裘锡圭先生是我大学里的老师,“文革”刚结束时,他就在很小的一个宿舍里生活和工作,当时我们很多老师都是那样,把床垫掀起来就当办公桌,铺下去就睡觉。前几年他出版了六大卷文集,听说是经他自己选择过的,是他最重要的成果。那里面特别专业的文章我也读不懂,不过放在手边看一看,对他关心的问题、他的研究方法,还是会有一点印象,会知道他那些成果,必定是靠着长期艰苦的工作,一点一点积累起来,没有捷径可走。 王水照先生在宋代文学和文话的研究方面也有很大贡献,我跟他在一个系里,每年一道参加研究生论文的开题和答辩,看见他对学生总是循循善诱、一丝不苟,便很能体会到他自律的习惯和踏实的作风。 我们可以了解,这些学者大概没有一个人这辈子过得顺风顺水,都遇到过这样那样的坎坷、挫折,但就是这样,他们还是做了那么多事情。可以想象,他们这一辈子该有多少时间是在研究、出版和教学,是在勤勤恳恳地干活。 文汇报:这些访谈集结起来一看,这些学者颇能反映一个时代的学术面貌。这一代人也有属于这代人的独特的经历。您作为与他们接触频密的后辈学者,对他们的工作是否有一些个人的理解和观感? 戴燕:我有时候也想,这些学者愿意为自己的工作付出几乎全部,究竟是出于兴趣还是出于责任心?这个问题,我没有直接向他们去求证,不过我相信,遭遇这样的时代和这样的人生,很多事情是他们不曾想到的。何兆武先生翻译的罗素《西方哲学史》很有名,1963年上卷初版,还不认识何先生的时候我就读过,访谈中他提到,“文革”期间,他为此被关牛棚。所以说谁知道呢,你最初的兴趣和理想,在后来会遇到怎样的机缘和曲折。我更愿意相信,在这些学者身上,责任感是要大于最初的兴趣的。 我自己是“77级”大学生,在“文革”结束后进大学中文系念书。我记得刚进学校时,听系主任训话,他说我们中文系不是要培养作家而是要教大家做文学研究的。可当时整个国家都处在一个历史的转折期,77级同学中大部分都有过务工务农的经历,从社会上再回到学校,有些本来已是小有名气的作家,所以虽然有这样的系训,但是同学中最早出名的仍然是一批作家和评论家,他们用自己的创作、评论参与到巨大的社会变革里面。我们那一代人,能够进大学,就是因为有这场巨大的社会变革,参与其中,是很自然的事。 我访问过的这些学者,正是我们的老师辈,当时他们也就四十来岁,也觉得“文革”结束了,终于可以做很多事,对未来充满热情。我年轻时就受这样的老师鼓舞,直到现在也是。我们那一代人总觉得每个人的命运都是和国家的命运联系在一起,好像不大会把纯粹自己的兴趣放在首位。我们也常常被老师提醒,中国有过那么长时间的“动乱”,学术也受到影响,就连对中国自己的古代历史和古代文化的研究,有些方面甚至都比其他国家还落后。这对当时的我们是一个很大的刺激。 我们还是属于有“落后就要挨打”的历史记忆的一代人,所以总觉得我们的学习、研究,不是为了满足自己的兴趣爱好。这大概是我们这一代研究中国历史、中国文学史的人都有的历史包袱,不像现在的年轻人可以放平心态、自在一点,现在“中国崛起”了,在这个时代,不必要背那么大的历史包袱。 文汇报: 尽管几乎是同一代人,但不同的经历也会使学者对中国文化的理解各有不同? 戴燕:不同学术背景的人,看问题的角度也会不一样。比如张信刚先生,他有一点看法是我比较感兴趣,也相当赞同的,就是说中国文化从古代发展到今天,毫无疑问,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最光辉灿烂、文明程度也最高的一种文化,可是就像大家知道的,中国在近代被迫打开国门、面向世界,这样也就有了各种新的问题,有些是传统文化帮不了忙的问题。张信刚先生基于他自己的经历提出一个问题来,他说中国要崛起,中国文化要得到世界的认可、要对世界有新的贡献,中国文化本身是否需要更新?当然,类似的问题,也是我们访问过的其他各位先生所关切的。 研究中国历史、中国文化而不是简单地沉溺于其中,能够保持客观的立场,是这些学者了不起的地方。他们仿佛有另一只眼睛,有很宽的视野,认为中国文化要继续发展、要发挥更重要的作用,首先就要能够自我更新。关于这一点,在三位日本学者那里可以看得更清楚。 文汇报:谈谈这本书的遗憾吧。还有哪几位先前想过要访问而最终没有达成的? 戴燕:我自己感到最遗憾的,一位是金克木先生、一位是田余庆先生。 金先生晚年,有一段时间我跟他很熟,他和启功、张中行先生合写的《说八股》,就是我在中华书局时编的。那时我下了班会绕到他家里去坐一坐,陪他聊聊天,有时候我太忙或者觉得没什么可说的,隔些天没过去,他就打电话来。金先生有很多记者编辑朋友,知道各种消息,他也特别关心各种事情,每次见面都要提很多问题。我虽然不敢麻烦金先生,可他不知从哪里知道,还是会给我的文章提意见。金先生2000年去世时,我恰好在国外,突然接到他去世的消息,非常难过,因为再也没有机会听他谈话、向他提问。 想对田余庆先生做访问,是好几年前就有的计划,我也陆陆续续做了一些准备,主要是读他历年发表的文章。本来我们跟他住隔壁楼,也方便,可惜后来我到上海工作,离得太远,总找不到合适的时间。2014年田先生也去世了,这就成了永远的遗憾。 (采访/周语 整理/高矅)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