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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不是说纯粹的专业学者不够好，可是如果少了这一层，访谈就没有什么意义，让读者直接去读他们的专业论文就好。 文汇报：从访谈里倒是可以看出这些先生大都很谦虚，他们已经在各自领域有了藏诸名山的成就，但在回答问题时还是常常谈及对前辈学人的崇仰之情。 戴燕：你观察得很对，真正好的学者，往往成就越高越是谦虚，不过更重要的是，我们常说的一流学者，应该还是俗话所说“干活的人”。 我看美国电影里面，还有讲大数学家纳什的《美丽心灵》、讲大物理学家霍金的《万物理论》，而在中国，以学者为主角的电影却少之又少，不知道在其他职业的人眼里，学者的形象如何？是在象牙塔里，生活高雅而精致，还是像书呆子，缺乏常识、不近人情？我想说的是，就像普通的工人农民职员一样，我们访问过的这些学者，起码都是整天干活的人。只要看看他们的学术成果，就可以明白这一点。比如何兆武先生，他翻译过那么多书，还写过那么多书，总有几十种吧，然而我们也知道，他很谦虚，自称“边缘人”。就是在这样的一生当中，他出版了那么多的书，靠的是什么呢，就是干活，就是出力气。 陆谷孙先生晚年，学生们叫他“老神仙”。他还真不是什么神仙，就是个干活的人。他就住在学校附近，有时候我们去看他，看他为了编字典，书籍、材料摊一屋子，占据了吃饭桌。他每天就趴在那儿写啊写，既费脑力，也费体力，只有到了晚上才去学校散散步。 裘锡圭先生是我大学里的老师，“文革”刚结束时，他就在很小的一个宿舍里生活和工作，当时我们很多老师都是那样，把床垫掀起来就当办公桌，铺下去就睡觉。前几年他出版了六大卷文集，听说是经他自己选择过的，是他最重要的成果。那里面特别专业的文章我也读不懂，不过放在手边看一看，对他关心的问题、他的研究方法，还是会有一点印象，会知道他那些成果，必定是靠着长期艰苦的工作，一点一点积累起来，没有捷径可走。 王水照先生在宋代文学和文话的研究方面也有很大贡献，我跟他在一个系里，每年一道参加研究生论文的开题和答辩，看见他对学生总是循循善诱、一丝不苟，便很能体会到他自律的习惯和踏实的作风。 我们可以了解，这些学者大概没有一个人这辈子过得顺风顺水，都遇到过这样那样的坎坷、挫折，但就是这样，他们还是做了那么多事情。可以想象，他们这一辈子该有多少时间是在研究、出版和教学，是在勤勤恳恳地干活。 文汇报：这些访谈集结起来一看，这些学者颇能反映一个时代的学术面貌。这一代人也有属于这代人的独特的经历。您作为与他们接触频密的后辈学者，对他们的工作是否有一些个人的理解和观感？ 戴燕：我有时候也想，这些学者愿意为自己的工作付出几乎全部，究竟是出于兴趣还是出于责任心？这个问题，我没有直接向他们去求证，不过我相信，遭遇这样的时代和这样的人生，很多事情是他们不曾想到的。何兆武先生翻译的罗素《西方哲学史》很有名，1963年上卷初版，还不认识何先生的时候我就读过，访谈中他提到，“文革”期间，他为此被关牛棚。所以说谁知道呢，你最初的兴趣和理想，在后来会遇到怎样的机缘和曲折。我更愿意相信，在这些学者身上，责任感是要大于最初的兴趣的。 我自己是“77级”大学生，在“文革”结束后进大学中文系念书。我记得刚进学校时，听系主任训话，他说我们中文系不是要培养作家而是要教大家做文学研究的。可当时整个国家都处在一个历史的转折期，77级同学中大部分都有过务工务农的经历，从社会上再回到学校，有些本来已是小有名气的作家，所以虽然有这样的系训，但是同学中最早出名的仍然是一批作家和评论家，他们用自己的创作、评论参与到巨大的社会变革里面。我们那一代人，能够进大学，就是因为有这场巨大的社会变革，参与其中，是很自然的事。 我访问过的这些学者，正是我们的老师辈，当时他们也就四十来岁，也觉得“文革”结束了，终于可以做很多事，对未来充满热情。我年轻时就受这样的老师鼓舞，直到现在也是。我们那一代人总觉得每个人的命运都是和国家的命运联系在一起，好像不大会把纯粹自己的兴趣放在首位。我们也常常被老师提醒，中国有过那么长时间的“动乱”，学术也受到影响，就连对中国自己的古代历史和古代文化的研究，有些方面甚至都比其他国家还落后。这对当时的我们是一个很大的刺激。 我们还是属于有“落后就要挨打”的历史记忆的一代人，所以总觉得我们的学习、研究，不是为了满足自己的兴趣爱好。这大概是我们这一代研究中国历史、中国文学史的人都有的历史包袱，不像现在的年轻人可以放平心态、自在一点，现在“中国崛起”了，在这个时代，不必要背那么大的历史包袱。 文汇报： 尽管几乎是同一代人，但不同的经历也会使学者对中国文化的理解各有不同？ 戴燕：不同学术背景的人，看问题的角度也会不一样。比如张信刚先生，他有一点看法是我比较感兴趣，也相当赞同的，就是说中国文化从古代发展到今天，毫无疑问，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最光辉灿烂、文明程度也最高的一种文化，可是就像大家知道的，中国在近代被迫打开国门、面向世界，这样也就有了各种新的问题，有些是传统文化帮不了忙的问题。张信刚先生基于他自己的经历提出一个问题来，他说中国要崛起，中国文化要得到世界的认可、要对世界有新的贡献，中国文化本身是否需要更新？当然，类似的问题，也是我们访问过的其他各位先生所关切的。 研究中国历史、中国文化而不是简单地沉溺于其中，能够保持客观的立场，是这些学者了不起的地方。他们仿佛有另一只眼睛，有很宽的视野，认为中国文化要继续发展、要发挥更重要的作用，首先就要能够自我更新。关于这一点，在三位日本学者那里可以看得更清楚。 文汇报：谈谈这本书的遗憾吧。还有哪几位先前想过要访问而最终没有达成的？ 戴燕：我自己感到最遗憾的，一位是金克木先生、一位是田余庆先生。 金先生晚年，有一段时间我跟他很熟，他和启功、张中行先生合写的《说八股》，就是我在中华书局时编的。那时我下了班会绕到他家里去坐一坐，陪他聊聊天，有时候我太忙或者觉得没什么可说的，隔些天没过去，他就打电话来。金先生有很多记者编辑朋友，知道各种消息，他也特别关心各种事情，每次见面都要提很多问题。我虽然不敢麻烦金先生，可他不知从哪里知道，还是会给我的文章提意见。金先生2000年去世时，我恰好在国外，突然接到他去世的消息，非常难过，因为再也没有机会听他谈话、向他提问。 想对田余庆先生做访问，是好几年前就有的计划，我也陆陆续续做了一些准备，主要是读他历年发表的文章。本来我们跟他住隔壁楼，也方便，可惜后来我到上海工作，离得太远，总找不到合适的时间。2014年田先生也去世了，这就成了永远的遗憾。 （采访/周语 整理/高矅）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