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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以前看胡颂平编写的《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印象很深。他是胡适晚年的秘书，一天天记录胡适的言谈。在访谈录里几乎看不到他的存在，只有胡适的言行。我是佩服这样的记录者的，所以也要请大家千万关注书中的那11位学者，重要的是他们，他们才是主角。 文汇报：书中的这些访谈，时间跨度很大，最早的是在上世纪90年代，最晚的应该是在2015年。这是对受访者访谈记录的一个回顾？ 戴燕：这些访谈本来在不同杂志上发表，感谢中华书局我的老朋友，是他们建议我编为一集出版，让我对自己多年的工作能有一个小结。 从第一篇访谈，到最后一篇，前后十来年。让我有一点感伤的是，这里面，我访问过的复旦大学章培恒、朱维铮、陆谷孙三位先生都已经先后离世。陆先生是在我看校样时突然去世的，我跟他说出版社想要一张他的近照，印在书里面，他把照片传给我，两天后就走了。这几位先生的谈话，我们是再也没有机会听到了，但在这本书里，留下了他们对一些问题的看法，因此这本书的出版，也可以说是对他们的一个纪念。 老实说，我本来并不觉得我们对这些学者的访谈有多么重要，因为实际上是他们本人重要，而不是我们做的事情重要。但陆先生突然去世，多少改变了我的想法。学者们一旦离世，固然他们的学术研究成果还在，会转为“文化遗产”，可是作为文化人的他们的个体却不存在了。我们常说“文化”“文化”，说来说去有时候很空，其实文化应该是由这样的个体构成的，学者们创造文化，也是文化的载体。所以，我愿意借这个机会呼吁，希望大家采取多一点方式来记录我们的学者，保护这一类文化或说文化遗产。 文汇报：您访谈的对象大多是人文学科的学者？ 戴燕：这大概与我自己的经历有关，这些学者大多是我的老师辈。其中，李学勤、朱维铮先生是研究历史的，王水照、章培恒、兴膳宏先生是研究文学的，裘锡圭先生是研究古文字和历史的，陆谷孙先生是研究英语文学和语言的，彭刚访问的何兆武先生可以算是历史和哲学吧。 比较特别的是张信刚先生，他是一位科学家，经历也和其他几位先生不同。他小时候跟父母从大陆到台湾，后来到美国读书，受的完全是西方式科学训练，但他对中国文化始终有兴趣。他在香港城市大学当校长时，我认识了他，他那时正在努力推动中国文化的教育和普及。在大学管理越来越趋向科学化的今天，有他这样关心中国文化的校长是不是很难得？所以，我把对他的访问也收在了这里。 虽然我访问过的学者大多在文史领域，但是术业有专攻，他们真正的专业，也并非我能够轻易进入，这本书记录下的，应该说只是从一个角度对中国学界的一点观察。如果要说有什么是一以贯之的话，那就是这十年思想人文学界的一些话题，在这里都有涉及，我们访问过的学者都给出了答案。 文汇报：从您访谈的提问中，我们也能发现，这里面有一些您长期关注的问题，您也分别询问过这些先生；从受访者的回答也能看出，他们有一些共同的关怀。 戴燕：这些学者中，何兆武先生年纪最大，在他的《上学记》里，我们已经看到过有关西南联大的回忆。其他各位基本上出生在抗战前或抗战期间，几位中国学者，都是在1949年以后上大学，经历过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风风雨雨，也经历了1980年代的改革开放到今天。我做访谈时，当然会考虑他们各自的专业，提一些简单的接近他们专业的问题，但实际上我比较关心的还是“世界观”和“历史观”的问题。第一个世界观，就是说从这样的年代走过来，这些学者会是怎么样看待世界、看待中国与世界的关系？ 这些学者好像有一个共同点，他们大部分是在研究中国、关心中国，不用说，像李学勤先生和裘锡圭先生都是最顶尖的上古史专家，可有意思的是，李先生不但英文很好，他还曾学过俄语，早就有志于将中国古代和外国古代做一个比较性的研究。裘先生是研究古文字的，可是他也会用西方文化人类学的知识和理论来分析中国古代的思想。当然，像何兆武先生和陆谷孙先生是对西方文化比较有认识的，不过他们也算是中西兼通，何先生自己有英文版的《中国思想发展史》，陆先生对中国文化也有他独到的见解，写过很多这方面的文章和随笔。 所以，我想从这些学者那里可以了解的，首先是他们对中国与世界关系的看法。我们知道，从五四以来，到后来的抗战，中国思想界有一个很大的转变，就是人们常说的“救亡压倒启蒙”。而这些学者基本上恰好是在“救亡压倒一切”的这个阶段念书受教育，形成他们对世界的看法，也就是对中国与中国以外的这个世界的看法，这就是我说的“世界观”。所以在访谈时，我常常会问及他们对世界的看法，对当今诸如国学热等有关社会思潮和话题的评价。 第二个是“历史观”。 这些学者大多从事文史方面的研究，对中国历史、中国古代文化，当然有他们极为专业的研究和评价。但同时，他们经历过的那些动荡岁月、他们自己的经历本身也已经成了历史，成了中国现代史的一部分。因此在访谈时，我会注意到既请他们谈他们的研究对象，也就是古代历史，也请他们谈他们经历过的抗战等历史，这就是我说的“历史观”。而对这些问题，几乎每一位学者也都有回答。 比如李学勤先生就说他1950年代上大学时，就对古代文明很感兴趣，他有一个理想，是要将罗马、埃及和中国早期的文明放在一起比较。这是一个比较史的观念。这样的理想，自然需要掌握多种外语才能实现，可是“文革”来了，外语学不成，他也不得不调整自己的方向。又比如说章培恒先生，他是深受鲁迅以及五四新文化的影响，也曾见识过日本在侵华时期强迫人读四书五经，因此对于如何继承传统、继承什么样的传统，他就有自己的想法。 要说我在长达十年的访谈中，有什么一以贯之的问题的话，可以说就是世界观和历史观这两点。 文汇报：您在策划这些访谈之前，是否对访谈对象有大致的选择和标准？从书中可见，有些先生是比较愿意对公共问题、家国问题发声的，而有几位先生似乎更严肃低调一些？ 戴燕：完全是机缘巧合，不曾有过完整的计划，如果规划过，也许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但书中的11位学者，大部分是我比较熟悉的，很荣幸得到他们的信任，愿意接受访问，这是要万分感谢的。过了这么些年，我也意识到，当时或许还是有一些潜在的标准。 首先，如果对中国的人文学界稍微有一点了解，就会知道我们访问的这些学者，就他们在专业上的卓越成就以及影响力而言，都是公认的一流。正如有一位朋友说的，中国早期的历史也就是夏商周的历史，在今天能像这样受到瞩目，一个那么精深的专业竟然变成我们时代的显学，李学勤先生绝对功不可没，不管是他主持的颇受争议的夏商周工程，还是他近年负责整理的清华简，都是大家极为关心的话题。还有裘锡圭先生，他在四十年前已被称作“文科陈景润”，又是芝加哥大学的名誉博士，特别值得说明的是在他之前，中国的人文学者中，似乎只有胡适享受过这个荣誉。再有，像章培恒先生，他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以及他提倡的将古代文学和现代文学打通的方法，也影响很大。朱维铮先生在近代史学界的地位颇高，因此晚年被授予德国汉堡大学名誉博士，最近十分畅销的《哈佛中国史》的主编卜正民，在《哈佛中国史》的中文版总序言里还提到他曾受到朱先生的影响和鼓励。日本的兴膳宏先生主要研究中国六朝文学，他去年被选为日本学士院院士，这是他在日本学术界地位的一个证明，他的论著在中国有很多翻译出版，上个世纪，他就在法国汉学界有了名声。 其次，他们虽然大多是专业学者，谨守在学术范围，并没有对公共事务发言的习惯，但以我和他们长期交往的经验，知道他们其实都怀着很强的社会责任感，有很强的人文关怀，对社会问题也有他们自己的意见，有的学者还非常敢于直言。这是要特别强调的。以前鲁迅说陶渊明生当易代之际，没有慷慨激昂的表示，于是博得“田园诗人”之名，但只要读《述酒》一篇，就可知他于世事并没有遗忘和冷淡。这一段常为人引用的话，我想正可以拿来形容我访问过的学者，也就是说，他们都有超出专业的视野和心胸。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