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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亚丁：那么第二阶段呢？ 卢基扬诺夫：俄中文化接触的下一步是由普希金迈出的。普希金是杰出的汉学家彼丘林的朋友，正是彼丘林向普希金开启了天朝之国的精神世界。众所周知，他在《奥涅金》的手稿中提到了孔夫子，对君子性格作了描述：谨防迷误，不要急于责备，要尊重青年。其实这就是孔子所说的“后生可畏，焉知来者之不如今也？四十五十而无闻焉，斯亦不足畏也”。普希金极有可能通过彼丘林接触到了《论语》。 普希金体现了俄罗斯文化之“言”，孔子则体现了中国文化之“道”。普希金本来是有机会与孔子、老子、庄子、孟子等的天才智慧相遇的。他曾上书沙皇，表达希望访问中国的愿望。遗憾的是，他遭到了坚决拒绝。俄罗斯文化之“言”同中国文化之“道”的相遇，未能实现。正因为如此，我才说，普希金具有精神上的动力，具有与中国文化相遇并建立联系的愿望。 刘亚丁：那么是谁推动了中俄文化的相遇呢？ 卢基扬诺夫：两大文化的相遇，在我所说的第三阶段终归实现了。19世纪末，俄罗斯的另一位天才列夫·托尔斯泰迈出了新的一步。托尔斯泰是俄罗斯精神的体现者。 急剧变化时代的精神危机让托尔斯泰焦虑不安，他为了拯救人类而遍访孔子、老子、墨子和佛陀的学说。普希金在诗歌的语言中将俄罗斯之“言”的本愿形象化；托尔斯泰则以基本的道德范畴来表达自己的学说。他直截了当地说，在每个人心中都预存着爱愿、善心、真理、必行、智慧。这正是作为精神原型的“五常”。托尔斯泰在道家和儒家中体认出了这些，他的爱愿就是仁，他的善心就是德，他的真理就是信，他的必行就是礼，他的智慧就是知。更进一步说，在托尔斯泰的学说中实现了“言”和“道”的融合：让人民回归自然、无为、不争，而且要修身、向学、兼爱。 托尔斯泰将中国“道”文化的5000年历史之流引入俄罗斯精神之域。“道”体现为俄罗斯之“言”。这产生了肉眼不能目睹的效果：“道”的文化与“言”的文化第一次产生了融合。于是，俄罗斯之“言”获得了“道”不可遏制的强力。托尔斯泰还进一步将中俄的“道”和“言”引入全人类的宽阔世界。托尔斯泰完成了俄罗斯智者和思想家的功绩：向人类开启了中国不朽的“道”的全球性的价值，而中国之“道”则为俄罗斯文化之“言”的复兴提供了保障。只是在今天我们才意识到，托尔斯泰发现并向我们指出了什么样的“言”的复兴之路。我想指出，与此相联系，国际儒学联合会会长滕文生和远东所所长季塔连科院士在2015年签署了题为“中俄文化融合：孔子、老子和托尔斯泰”项目的长期合同。 刘亚丁：在《孔子形象在俄罗斯文化中的流变》这篇文章中，我分析了托尔斯泰对《老子》的解读（托翁对孔子和老子都非常喜爱）。我发现，这与托翁在《安娜·卡列尼娜》中描写的列文的“顿悟”，具有词语和精神的相似性。写列文的顿悟他用了这样的句子——“для души живет”，他描写老子学说则用“жить для духа”，说的都是要弃肉体、存精神。19世纪80年代以后，托翁在中国哲学中找到了自己精神觉醒的最重要的“旁证”。那么，中俄文化的互融和互解是如何发生的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