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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比较研究与中西融汇 清代末年，历史为中华民族走向世界选择了一个非常糟糕的时机。当中国刚刚开始打开国门的时候，中华民族自己的道统在长期腐败政治的侵蚀下已经衰微，中国面对的是一个强大、高傲而又蛮横的西方世界。中国对西方的倾慕、追随、学习、模仿竟是以西方对中国的鄙薄、拒斥为前提的；而中国接受西方现代文明的前设条件竟是必须清除自己的文明之根。这种残留的文化心态甚至一直波及到当代文学界。新时期以来，西方现代文论蜂拥而来，几乎淹没中国传统文论的所有领地。在号称“诗的国度”的中国，即便诗歌也是如此。中国当代优秀的诗人如海子、苇岸，当他们谈起自己追慕与效仿的诗人时，可以说出长长一串西方诗人的名字，却很少提起自己民族的传统诗人。苇岸曾坦诚地承认：“祖国源远流长的文学，一直未能进入我的视野”。海子更是绝情地说：“我恨东方诗人的文人气质。”这里我不想责备年青诗人的偏激，我只是为我们中华民族诗国疆土的沦丧感到悲哀，这也成了我撰写《陶渊明的幽灵》的鞭策。 北京大学跨文化研究中心主任乐黛云非常强调“文学的双向比较研究”，她认为要达成这一“深度研究模式”，“就要能够同对方一起解决人类共同的难题”。如今，当环境灾难、生态危机成为一个共同的世界性难题时，也就为中华民族伟大的自然主义诗人陶渊明走向世界提供了时代的机遇。从文化层面看，中国农业社会的时间漫长，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方面积累了比任何一个现代国家都远为丰厚的经验。从精神层面看，中国古代精妙的“老庄哲学”其实就是深刻的“自然哲学”，崇尚自然、顺遂自然，与自然和谐相处，由融入自然而最终获得精神的逍遥游，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一种潜意识、集体无意识。而陶渊明就是这一民族精神与文化心理积淀的代表。在人类的精神文化版图上，陶渊明并非一个孤立的存在，西方的伊壁鸠鲁、卢梭、梭罗、华兹华斯、荷尔德林在面对“人与自然”这一“元问题”时，都可以被看做天然的盟友。当人们再度面对“人与自然”这一“元问题”时，曾经被陈寅恪奉为“新自然主义”发明人的陶渊明，也必然会在中西文化“新的综合”中再度现身。正如诺贝尔奖获得者、比利时科学家普里戈金指出的：“我们相信我们正朝着一种新的综合前进，朝着一种新的自然主义前进。也许我们最终能够把西方的传统与中国的传统结合起来。” 如今，西方社会的健康发展也已经离不开东方社会这一个“他者”的参照系，只有中西合璧、融会贯通，地球生物圈中的人类文化才能更好地发展繁荣起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