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开始从事生态文艺学研究时，并没有注意到中国古代关注自然的伟大诗人陶渊明，而是热衷于收集梭罗、卡森、利奥波德、罗尔斯顿、洛夫洛克、马古利斯以及麦茜特这些西方自然主义作家、生态批评家的学术资源。但20年后，我还是回到了陶渊明的身边，在没有古典文学研究基础、没有诗歌理论批评储备的情况下，写出了《陶渊明的幽灵》一书。回想起来，这应该与我内心深处潜藏的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情结有关。我出生并成长在被誉为“七朝古都”的开封，曾经位居当时世界文化峰巅的北宋王朝的印痕对于开封人仍旧历历在目。我们家居住的那条小街，还保留着明代永乐年间的名字，小街的东端临近“夷门”，是魏公子信陵君联络智者侯赢“窃符救赵”的地方，也许当年信陵君的车马就从我家门前走过。城南的“禹王台”又称作“古吹台”，相传春秋时晋国大音乐家师旷曾在此吹奏乐曲，唐代李白、杜甫、高适三位大诗人曾登临吟诗。民族传统文化情结对于我来说是与生俱备的，我终究不能绕开。作为文化遗传的基因，早已植根于我的心灵深处，成为我的宿命，制约着我所从事的学术研究的轨迹。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讲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坚实根基。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和弘扬中华美学精神。坚持洋为中用、开拓创新，做到中西合璧、融会贯通，我国文艺才能更好地发展繁荣起来。对照这段话，回顾我撰写《陶渊明的幽灵》一书的过程，可以归纳出以下几点体会。 精神之根与民族昌盛 我在撰写《陶渊明的幽灵》一书时，首先浮出脑海的一个问题是：陶渊明这位1000多年前的古人，说是诗人，留下的诗作并不多，在诗人如繁星的中国却被誉为诗苑“千古一人”、“诗人中的诗人”、“伟大诗人”，时序更迭，声誉始终不衰，这是为什么？ 我想，要寻找陶渊明诗歌创作的源头及其价值与意义，恐怕不能拘泥于先前的某位诗人、作家对他的影响，而只能广义地到中华民族特有的文学传统、精神文化传统中去寻找。中国长期处于农业社会，创造了无比丰富的农业文明，田园意识已经成为一种原始意象、一种民族的集体无意识。陶渊明文学创作的源头应该就是华夏民族的“田园情结”、“回归意向”以及对于“桃花源”式美好生活的乌托邦想象。可以说正是华夏民族历史悠久、积淀深厚的这一精神文化如同幽灵一般附着到陶渊明身上，才诞生了中华民族这位伟大的“田园诗人”。“陶渊明的幽灵”，首先是华夏民族魂的有机组成部分。 一个民族的精神命脉，或曰精神之根，与一个民族的前途命运息息相关，也与每一个国民的生存状况密切相关。一个被割断精神命脉的民族是没有生机的，一个无根的国民是没有灵魂的。对此，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漂泊于国家沦陷、民族危亡之际的法国思想家西蒙娜·薇依有着切肤之痛，她在去世前写下的最后一本书《扎根：人类责任宣言绪论》中指出：“扎根也许是人类灵魂最重要也是最为人所忽视的一项需求。”“拔根状态是各种人类社会之疾病中最危险的一种，因为它会自我增殖。真正被拔根的人只有两种表现：或者他们落入一种灵魂的惰性状态中，几乎无异于死亡，就像罗马帝国时期大部分奴隶那样；或者他们总是倾向于投身于——常常采用最具暴戾的方式——那些不是尚未被拔根的，就是已经被部分拔根的人的拔根的活动中。”薇依在她的书中结合世界上诸多民族的历史分析了造成“拔根”恶果的原因，一是异族的武力入侵与蛮横统治；二是金钱诱惑下的经济支配力量的诱导。中国历史上固然也存在“异族入侵”与“金钱诱惑”对于民族之根的祸害，但“拔根”的病象更多则是以“自我拔根”的方式呈现的。从旧中国的“洋务运动”、“打倒孔家店”，到新中国的“思想改造”、“反右斗争”、“厚今薄古”、“文化革命”，中华民族大地上持续不断地在上演一系列的“拔根”运动，始终把自己民族的传统文化视为落后文化，务必扫荡一空。“文革”后期，我曾经去了趟曲阜。在孔林，我看到孔子的坟墓被挖出一个巨大的深坑，惨黄的土块连带着干枯萎缩的树根、草根在烈日晒烤下瑟瑟颤抖。这简直就是我们民族文化被“拔根”的一个象征！ 市场繁荣、物质丰富对于社会发展固然是必要的，但如果在发展的同时丢弃了自己民族精神之根，那就等于丢失了灵魂，即便拥有健壮的体格，也只能成为某种外在力量的奴隶。历史的教训不可忘记。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