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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趣味的崛起主要归功于媒介和平台的发展，大众充分运用平台的优势表达他们的激情和创造力，审美的金字塔开始坍塌，大众不再是被动的审美受体，而是成为可能的审美主体 ●精英与大众趣味的良性互动将创造空前的文化繁荣。但今天的中国，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繁荣，还看到另一种畸形的审美，那就是恶俗和平庸的崛起 ●掌握了强势媒介的人将其庸俗趣味经营为一种文化资本，并行使“审俗霸权”压迫受众。这种资本通过挖掘“文化偶像”，培育出庞大的粉丝群，粉丝群为文化资本埋单。文化偶像所属的团队或公司利用代笔、水军、绯闻、买榜等不诚信的手段来“诱捕”粉丝，慢慢使之失去反思能力和审美独立性，正如人们评价的是一种“反智”行为。这绝不是我们通常所说的“解放”，而是一种精神的沦陷 1917年杜尚把一个小便池提交给“独立艺术家学会”的展览，这件“作品”于是成了最著名（或许也最声名狼藉）的现代艺术品之一。不论对这一作品的内涵有多少种解释，至少下面这种解释非常符合历史的前后语境，那就是：小便池是对此前持续了几百年的高雅艺术的一种讽刺，也是分化的精英群体用俗来矫正雅的一种激进尝试。上世纪50年代以后，流行音乐全面压倒了古典音乐，电视压倒电影，HipPop压倒华尔兹，迷你裙压倒长裙，通俗小说压倒纯文学……或许在人类历史上，还从来没有看到过，大众的俗趣味对精英的雅趣味取得如此巨大的优势。审美突破了精英的沙龙、书斋、博物馆和剧院，扩大到整个社会群体，这就是当代西方“日常生活审美化”问题的缘起。 谈到中国，除了重现西方的这一过程外，还有中国自己的特色：那就是崛起的恶俗和平庸，一方面受到粉丝的坚强捍卫，另一方面又饱受粉丝之外的大众群体和精英文化群体的抨击，这大概就是“中国的日常生活审美化”问题的全景。 趣味的战争 关于何谓“日常生活审美化”，有学者援引梅勒的结构主义理论，通过符号与现实的能指关系来区分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后现代社会就是失去了所指的时代，是只崇拜符号的时代，偶像作为一个符号，就是美的、好的，尽管威尔什会说这是“肤浅的审美化”。显然这种划分仍然没有摆脱精英视角的局限，只看到后现代社会的伤疤，没有看到它的美丽。 我认为用大众趣味与精英趣味之间的互动消长来划分三个时段更为直观和全面。在前现代社会中，两种趣味是高度融合的，但以精英趣味为模板向社会下层逐层衰减；现代社会中，二者分裂为雅和俗，并不相互认同；后现代社会中，雅俗相互吸取、重新融合，不再是单向的模仿，而是双向的互动。 结合中国的历史情况做一粗略的说明：我们看到先秦时期对舞乐的规定，从天子八佾到大夫四佾，礼乐制度规定了一整套生活体系，所以判定当时的大众趣味是贵族趣味的一种简化版并不为过。当魏晋以后进入鲁迅所说的文学的“自觉”时代，文人阶层创造了分离的艺术体系和趣味，与大众趣味主动拉开距离。柯律格对明代视觉艺术的研究呈现了普通人日常生活审美与文人群体的巨大差异。这种趣味的分化一直延续到20世纪中期，可以说，从审美角度讲，中国很早就进入“现代”，而且非常漫长。在西方，画匠与画家的分离是到文艺复兴时的事情了。1949年之后，中国进入了独特的“后现代”情境，先是不正常的群众运动，造成了一种表面的大众趣味的强势，接着上世纪80年代以后，精英文化趣味强势反弹，但很快被市场经济和互联网助燃的大众趣味遏制。就目前看，二者仍处于一种既互助又竞争的状态，当然，由于网络的因素，大众趣味占有优势。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