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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部标志性的文学作品 这里再说第三个方面，就是当时有无标志性的文学作品可供人们研究讨论。答案是肯定的：除了前面提到的黄遵宪的“新派诗”之外，陈季同1890年在法国出版的中篇小说《黄衫客传奇》，就是很重要的一部⑩。这部小说当时很受法国读者的欢迎，不久还被译成意大利文出版。1890年的《法国图书年鉴》就有一段专门的文字介绍《黄衫客传奇》：“这是一本既充满想象力，又具有独特文学色彩的小说。通过阅读这本书，我们会以为自己来到了中国，作者以一种清晰而富于想象力的方式描绘了他的同胞的生活习俗。”《黄衫客传奇》虽然只是一部爱情题材的作品，艺术上却很具震撼力，并显露出鲜明的现代意义。早在“五四”之前30年，它就已对家长包办儿女婚姻的旧制度以及“门当户对”等旧观念、旧习俗提出了质疑。小说通过新科状元李益与霍小玉的自主而美满的婚姻受到摧残所导致的悲剧，振聋发聩地进行了控诉，促使读者去思考。书中李益那位守寡母亲严酷专制的形象，刻画尤为深刻。两年之后的1892年，韩邦庆(1856—1894)的《海上花列传》也开始在上海《申报》附出的刊物《海上奇书》上连载。《海上花列传》可以说是首部有规模地反映上海这样现代都市生活的作品。如果说《黄衫客传奇》借助新颖的小说结构、成功的心理分析、亲切的风俗描绘与神秘的梦幻氛围，构织了一出感人的浪漫主义爱情悲剧，控诉了专制包办婚姻的残忍；那么《海上花列传》则以逼真鲜明的城市人物、“穿插藏闪”的多头叙事与灵动传神的吴语对白，突现了“平淡而自然”(鲁迅语)的写实主义特色，显示了作者对受压迫、受欺凌的女性的真挚同情。它们各自显示了现代意义上的成就，同属晚清小说中的上乘作品。虽然甲午前后小说阅读的风气未开，人们对韩邦庆这位“不屑傍人门户”(11)、有独到见地的作家未必理解，因而《海上花》当时的市场反应只是销路平平(颠公《懒寓随笔》)。但不久情况就有改变。尤其到“五四”文学革命兴起之后，那时的倡导者鲁迅、刘半农、胡适，各自用自己的慧眼发现了《海上花列传》的重要价值。胡适在《〈海上花〉序》中甚至称韩邦庆这部小说为一场“文学革命”。近几年上海几位学者如栾梅健、范伯群、袁进等更纷纷撰文探讨这部小说的里程碑意义，为学界所瞩目，我个人也很赞同。所有这些，都从各方面证明：《黄衫客传奇》与《海上花列传》的意义确实属于现代。 如果还要继续列举标志性作品，我想用鲁迅称作“谴责小说”的《老残游记》和《孽海花》两部来讨论。刘鹗(1857—1909)的《老残游记》是文学史上较好的一部。它采用游记结构，正便于实写清末社会而又兼具象征寓意。对《海上花列传》也有所借鉴(如全书开头均由“一梦而起”)。作者阅世甚深，忧国忧民，笔致锋利，文字则含蓄简洁。在第一回自评中，刘鹗就说：“举世皆病，又举世皆睡，真正无下手处。摇串铃先醒其睡。无论何等病症，非先醒无法治。”这就是老残到处走江湖、摇串铃，行医“启蒙”“醒世”的根由。书中所写治理黄河、揭露酷吏等篇章，亦均极有见地。曾朴(1872—1935)的《孽海花》，其实是历史小说，语言已经是相当纯熟的白话，艺术上比其他被称做“谴责小说”的三本都要高出一筹。鲁迅自己就称赞它“结构工巧，文采斐然”，还夸誉其人物刻画“亦极淋漓”。用杨联芬著作中的话来说：“曾朴的《孽海花》因为深入和生动地描绘了傅彩云、金雯青这样一类历史进程中的‘俗人俗物’，描绘了他们真实的人性和和他们很难用‘善’、‘恶’进行衡量的道德行为，及由他们的生活所联系起的千姿百态的世态人生，使这部小说显得那样元气淋漓。”(12)在这点上，曾朴和他的老师陈季同一样，都受了法国小说很深的影响。郁达夫则更由此推崇曾朴是“中国二十世纪所产生的诸新文学家中”“一位最大的先驱者”。可见在郁达夫心目中，新文学的起点是在晚清。 以上我们分别从理论主张、国际交流、创作成就三种角度，考察了中国现代文学起点时的状况。可以归结起来说，甲午前后的文学已经形成了这样三座标志性的界碑：一是文学理论上提出了以白话(俗语)取代文言的重要主张，并且付诸实践；二是开始了与“世界文学”的双向交流，既将外国的好作品翻译介绍进来，也将中国的好作品向西方推介出去。三是伴随着小说戏剧由边缘向中心移位，创作上出现了一些比较优秀的真正具有现代意义的作品。这就意味着，当时的倡导人本身已经开始具有世界性的眼光。这些事例都发生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看起来似乎只是文学海洋上零星地浮现出的若干新的岛屿，但却预兆了文学地壳不久将要发生的重大变动。它们不但与稍后的“诗界”、“文界”、“小说界”的“革命”相传承，而且与二三十年后的“五四”新文学革命相呼应，为这场大变革作着准备。尽管道路有曲折：戊戌变法被扼杀，甚至付出血的代价，国家也几乎到了被瓜分、宰割的边缘，但随着科举制度的彻底废止，留学运动的大规模兴起，清朝政府的完全被推翻，文学革命的条件也终于逐渐走向成熟。 19世纪80年代末以来的许多文学史实证明：如果说1890年前后中国现代文学已经有了起点，那么，后来的五四文学革命实际上是个高潮，其间经过了30年的酝酿和发展，两三代人的共同参与。黄遵宪、陈季同当然是第一代，梁启超、裘廷梁、曾朴以及其他用白话翻译西方文学的伍光建、周桂笙、徐念慈、周瘦鹃等都是第二代，胡适、钱玄同、刘半农、傅斯年、沈雁冰、郑振铎、郭沫若、郁达夫等则是第三代，陈独秀、鲁迅、周作人可以说二代、三代的活动都参加过。他们各自创建出不少标志性的业绩，最后在诸多条件比较成熟的情况下，才取得了圆满成功。五四文学高潮能够在几年时间内迅速获得胜利，与许多条件都有关系，“五四”前夕中国留学生已达到近五万人之多，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条件。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