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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季同向欧洲读者积极介绍中国文学，同时又在国内倡导中国文学与“世界的文学”接轨 陈季同(1852—1907)和黄遵宪不一样，他不是走科举考试的道路进入仕途的。他读的是福州船政学堂，进的是造船专业，老师是从法国聘请来的，许多教材也是法文的。他必须先读8年法语，还要学高等数学、物理、机械学、透视绘图学等理工科的课程。而为了学好法国语文，老师要求学生陆续读一些法国小说以及其他法国文学作品。出身书香门第的陈季同16岁进船政学堂之前，已经受过良好的中国文化和文学方面的传统教育，根基相当厚实。据《福建通志》列传卷34记载：“时举人王葆辰为所中文案。一日，论《汉书》某事，忘其文，季同曰：出某传，能背诵之。”⑥可见他的聪明好学、博闻强记和求知欲的旺盛。西学、国学两方面条件的很好结合，就使他成为相当了不起的奇才。他先后在法国16年，虽然身份是驻法大使馆的武官，人们称他为陈季同将军，但他又从事大量文学写作和文化研究活动，是个地道的“法国通”。他在巴黎曾不止一次地操流利的法语作学术演讲，倾倒了许多法国听众。罗曼·罗兰在1889年2月18日的日记中写道： 在索邦大学的阶梯教室里，在阿里昂斯法语学校的课堂上，一位中国将军——陈季同在讲演。他身着紫袍，高雅地端坐椅上，年轻饱满的面庞充溢着幸福。他声音洪亮，低沉而清晰。他的演讲妙趣横生，非常之法国化，却更具中国味，这是一个高等人和高级种族在讲演。透过那些微笑和恭维话，我感受到的却是一颗轻蔑之心：他自觉高于我们，将法国公众视作孩童……他说，他所做的一切，都是在努力缩小地球两端的差距，缩小世上两个最文明的民族间的差距……着迷的听众，被他的花言巧语所蛊惑，报之以疯狂的掌声。 (转引自《罗曼·罗兰高师日记》中译文，孟华译，见孟华为李华川著《晚清一个外交官的文化历程》一书所写的《前言》，2004年8月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可见陈季同法语讲演之成功。他还用法文写了7本书，有介绍中国人的戏剧的著作，有介绍中国文化和风俗的著作，有小品随笔，有《聊斋志异》法译，主要传播中国文学和文化。这些书在法国销路相当好，有的还被译成意大利文、英文、德文等出版。值得注意的是，7本书中竟有4本都与小说和戏剧有关，占了半数以上，可见陈季同早已突破中国传统的陈腐观念，在他的心目中小说戏剧早已是文学的正宗了。尤应重视的，陈季同用西式叙事风格，创作了篇幅达300多页的中篇小说《黄衫客传奇》，成为由中国作家写的第一部现代意义上的小说作品(1890年出版)。他的学生曾朴(《孽海花》作者)曾说：“陈季同将军在法国最久……尤其精通法国文学。他的法文著作，如《支那童话》(Contes Chinois)⑦，《黄衫客》悲剧(L'homme de la Robe Janne)等，都很受巴黎人士的欢迎。他晚年生活费，还靠他作品的版税和剧场的酬金。”曾朴把法文版的《黄衫客传奇》称为“悲剧”，可见他确是读过这本书的。陈季同更早出版的学术著作《中国人的戏剧》(1886年)，则在中西两类戏剧的比较中准确阐述了中国戏剧的特点。“作者认为中国戏剧是大众化的平民艺术，不是西方那种达官显贵附庸风雅的艺术。在表现方式上，中国戏剧是‘虚化’的，能给观众以极大的幻想空间，西方戏剧则较为写实。在布景上，中国戏剧非常简单，甚至没有固定的剧场，西方戏剧布景则尽力追求真实，舞台相当豪华，剧院规模很大。作者的分析触及中西戏剧中一些较本质的问题，议论切中肯綮，相当精当。”⑧可以说，陈季同是中法比较文学最早的一位祖师爷。后来，陈季同回到国内还采用不同于传统戏曲而完全用西方话剧的方式，创作了剧本《英勇的爱》(1904年由东方出版社在上海出版)，虽然它也由法文写成，却无疑是出自中国作家笔下的最早一部话剧作品，把中国的话剧史向前推进了好几年。陈季同所有这些写作实践活动，不但在法国和欧洲产生了影响，而且都足以改写中国的现代文学史。 问题还远不止于此。陈季同的更大贡献，在于当历史的时针仅仅指在19世纪80年代、90年代，他就已经形成或接受了“世界的文学”这样的观念。他真是超前，真是有眼光啊!下面请看他的学生曾朴在戊戌年间所记下的他老师的一段谈话： 我们在这个时代，不但科学，非奋力前进，不能竞存，就是文学，也不可妄自尊大，自命为独一无二的文学之邦；殊不知人家的进步，和别的学问一样的一日千里，论到文学的统系来，就没有拿我们算在数内，比日本都不如哩。我在法国最久，法国人也接触得最多，往往听到他们对中国的论调，活活把你气死。除外几个特别的：如阿培尔·娄密沙(Abel Rémusat)，是专门研究中国文字的学者，他做的《支那语言及文学论》，态度还公平；瞿亚姆·波底爱(M.Guillaume Pauthier)是崇拜中国哲学的，翻译了《四子书》(Confucius et Menfucius)，和《诗经》(Ch'iking)、《老子》(Lao-Tseu)，他认孔孟是政治道德的哲学家，《老子》是最高理性的书。又瞿约·大西(Guillard d'Arcy)，是译中国神话的(Contes chinois)；司塔尼斯拉·许连(Stanislus Julien)译了《两女才子》(Les Deux Jeune Filles Lettrée)，《玉娇李》(Les Deux Cousines)；唐德雷·古尔(P.d'Entre—Colles)译了《扇坟》(Histoire de La Dame a L'éventail blanc)，都是翻译中国小说的，议论是半赞赏半玩笑。其余大部分，不是轻蔑，便是厌恶。就是和中国最表同情的服尔德(Voltaire)，他在十四世纪哈尔达编的《支那悲剧集》(La Tragédie Chinoise，Par le Pére du Halde)里，采取元纪君祥的《赵氏孤儿》，创造了《支那孤儿》五折悲剧(L'orphelin de la chine)，他在卷头献给李希骝公爵的书翰中，赞叹我们发明诗剧艺术的早，差不多在三千年前(此语有误，怕是误把剧中故事的年代，当做作剧的年代)，却怪诧我们进步的迟，至今还守着三千年前的态度。至于现代文豪佛朗士就老实不客气的谩骂了。他批评我们的小说，说：不论散文还是韵文，总归是满面礼文满腹凶恶一种可恶民族的思想；批评神话，又道：大半叫人读了不喜欢，笨重而不像真，描写悲惨，使我们觉到是一种扮鬼脸，总而言之，支那的文学是不堪的。这种话都是在报纸上公表的。我想弄成这种现状，实出于两种原因：一是我们太不注意宣传，文学的作品，译出去的很少，译的又未必是好的，好的或译得不好，因此生出重重隔膜；二是我们文学注重的范围，和他们不同，我们只守定诗古文词几种体格，做发抒思想情绪的正鹄，领域很狭，而他们重视的如小说戏曲，我们又鄙夷不屑，所以彼此易生误会。我们现在要勉力的，第一不要局于一国的文学，嚣然自足，该推扩而参加世界的文学。既要参加世界的文学，入手方法，先要去隔膜，免误会。要去隔膜，非提倡大规模的翻译不可，不但他们的名作要多译进来，我们的重要作品，也须全译出去。要免误会，非把我们文学上相传的习惯改革不可，不但成见要破除，连方式都要变换，以求一致。然要实现这两种主意的总关键，却全在乎多读他们的书。⑨(着重号为引者所加——严注) 这是陈季同长期在法国所感受到的痛彻肺腑的体会。作为中国的文学家和外交家，他付出了许多痛苦的代价，才得到这样一些极宝贵的看法。他发现，首先该责怪的是中国的“妄自尊大，自命为独一无二的文学之邦”，不求进步，老是对小说戏曲这些很有生命力的文学品种“鄙夷不屑”。其次，陈季同也谴责西方一些文学家的不公平，他们没有读过几本好的中国文学作品甚至连中文都不太懂，就对中国文学说三道四，轻率粗暴地否定，真要“活活把你气死”，这同样是一种傲慢、偏见加无知。陈季同在这里进行了双重的反抗：既反抗西方某些人那种看不起中国文学、认为中国除了诗就没有文学的偏见，也反抗中国士大夫历来鄙视小说戏曲、认为它们“不登大雅之堂”的陈腐观念。陈季同所以要用法文写那么多著作，就是为了消除佛郎士这类作家对中国文学的误解。他提醒中国同行们一定要看到大时代在一日千里地飞速发展，一定要追踪“世界的文学”，参加到“世界的文学”中去，要“提倡大规模的翻译”，而且是双向的翻译：“不但他们的名作要多译进来，我们的重要作品，也须全译出去”，这样才能真正去除隔膜和避免误会，才能取得进步。正是在陈季同的传授和指点下，曾朴在后来的二三十年中才先后译出了50多部法国文学作品，成为郁达夫所说的“中国新旧文学交替时代的这一道大桥梁”(郁达夫《记曾孟朴先生》)。事实上，当《红楼梦》经过著名翻译家李治华和他的法国夫人雅歌再加上法国汉学家安德烈·铎尔孟三个人合作翻译了整整27年(1954—1981)终于译成法文，我们才真正体会到陈季同这篇谈话意义的深刻和正确。可以说，陈季同作为先驱者，正是在参与文学上的维新运动，并为“五四”新文学的发展预先扫清道路。他远远高于当时国内的文学同行，真正站到了时代的巅峰上指明着方向，引导中国文学走上与世界文学交流的轨道。稍后，伍光建、周桂笙、徐念慈、周瘦鹃的新体白话，也正是在翻译西方文学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