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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批评新可能：院墙与媒体之外 传统批评精神的现代转换，是学界多年探求和争论的命题。中国传统批评的泛整体性思维特征，它倚重于整体的、模糊的、具象的、隐喻的描述性把握。在中国古代文人的观念中，文章至美至妙之处是无可言说的，在那里，老庄哲学发挥了原初的启示意义——“大音希声，大象无形”，于是，古人评点艺术的高低，最高超绝妙之境界一定是不可言说的。至高至妙的美，不可言说不意味着一种虚无的不可知论，而是不便以语言和理性加以分析和阐释，而是忧虑过分理性分析会破坏以语言构筑的完整艺术世界。那么，批评者会心即意，寥寥数语，引得读者心领神会，便完成了批评的全部过程。这种企盼心与心跨越媒介的递减效应而直接传递艺术讯息的方式，在中国传统文论中俯拾皆是，古人大多抱着“虽不能至，心向往之”的看法。在古人那里，言意关系之不妥帖，言之害意，不要说论者的多语，即便是作者自身，尚且忧惧语言折损了天地之间的真理性“道”的存在。然而，艺术的机心相通是需要一些前提的，传递首先是在分享共同阅读、价值、审美和趣味的士子文人之间的，征夫思妇，贩夫走卒，大概难以领会。依赖印刷媒介而兴起的现代文学无疑是有大众性的，当我们认可批评仍然有连接读者和作者的作用时，我们不得不寻找使超过传统批评指向对象的大多数读者机心焕发的方式。 同样有趣的是，批评界的朋友见面时的寒暄，免不了玩笑一句，最近在朋友圈拜读了你的文章哦。批评文章与文学新闻、话题一样，正越来越依赖于“公众号”、“朋友圈”的传播，批评文章是庞大浩荡的网络信息量的细小支流。文学批评、文化出版、话题讨论、会议活动等一系列文化实践问题，在某种程度上是被不同层次的媒体组织和推动的，正如我们的舆论热点、大众兴趣、知识获取大多来自媒体一样。于是，文化界关于文化问题的讨论变得越来越“即时性”，一部新作品问世后，在一段时间内大家都来即兴谈论，热度过后，可能再不会有人愿意去谈这些问题，谈论会显得十足过时，而自媒体的特性是拒绝深度模式的讨论，因而，由媒体主导的文艺批评越来越即时性、话题性、时尚性，那么，批评最多是由生产到消费不可缺少（或可有可无）的步骤——一个生产线或链式反应中的环节，从业者自然会产生依附感和被牵着赶路的疲惫——过分忙碌充实的批评家们的怨声载道，自何时起，我们就没了主动为作家、作品或现象行文批评的热情呢？尚且不必说，各个层次媒体背后的资本以及其他力量的左右，这些都使得批评者无法真正自主或独立地实践批评，这也许是批评饱受浮皮潦草、语焉不详、左右逢源的诟病的结构性因素。 文学批评新可能：院墙与媒体之外 事实上，“纯文学”和学院批评不无巧合地选择了相似的“自律”、“独立”的姿态，当然问题从不会纯粹单一，在复杂合力的文学场上，文学越来越远离了红尘滚滚和红尘中的面目“模糊”的人群，越来越失去了参与公共事务和形塑精神世界的愿望以及那种艺术能力。这从来不是中国文学的伦理意义。今天的中国人仍然渴求一种解释、表达、抒情和故事去安放自己的焦虑和愿景，不断上升的电影票房数字，网络文学数以亿计的点击量，连带文学界呼唤的“中国故事”，这些文化现象表征的正是社会心理中暗流涌动的诉求。文学批评如何连接读者和作者，如何用一种中西结合也好，回到传统找寻与现代对话的路径也好，以便唤起读者心中文学艺术有所触动却难以言说的部分，以及助使文学参与现实和精神的建构；院墙之外，媒体牵引之外，文学批评者如何找到更具有开放性的方式，保持思想主体真正的“独立”，同时面向广大人群，是我们需要思考的重大命题。（文/李蔚超）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