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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批评如何连接读者和作者，如何唤起读者心中文学艺术有所触动却难以言说的部分，以及助使文学参与现实和精神的建构；院墙之外，媒体牵引之外，文学批评者如何找到更具有开放性的方式，保持思想主体真正的“独立”，同时面向广大人群，是我们需要思考的重大命题。 文学批评新可能：院墙与媒体之外 “批评行业的诞生是因为诞生了19世纪之前不曾存在的另外两个行业，即教授行业和记者行业”，法国人阿贝尔·蒂伯代将文学批评视作19世纪的产物。他在1922年做了6次有关文学批评的讲演，结集而成一本小册子《批评生理学》，他将批评分为三类：报刊记者的“自发的批评”、以大学教授为主的“职业批评”和出自作家的“大师的批评”。蒂伯代于上世纪初的观点，我们今天听来并不陌生，我们所说的“媒体批评”与“学院批评”很像从他那里拿来的，或许正如贺桂梅的考证，1989年译入国内的这本书，在某种程度上暗示并启发了上世纪90年代中国文学批评界的划分和界定。 90年代初，王宁、杨匡汉、谢冕、陈平原等学者先后提出了“学院批评”的设想主张，他们期冀文学批评作为一种学术生产具有自律、独立和非政治的秉性，既摆脱传统意义上国家意识形态的政治约束，又远离90年代拔地而起的市场喧嚣。无论是学院内关于学术史、学术规范和文学史的热烈讨论，还是大量的西方理论引进、翻译、阐释和移用，90年代之后，伴随着中国大学制度的日益完善，“学院批评”成为当代文学研究和批评的主流。我们如若不通过文字尝试回到90年代的起始处，就无法理解那一代学者的选择，无法体认汪晖所言“必要的沉默”与“理性的激情”。 文学批评新可能：院墙与媒体之外 然而，任何一种文化主张，若不在小心翼翼地历史化和自反式思考中展开，便容易转为过犹不及的文化策略。在90年代的文化语境中，“学院批评”所饱受的质疑和指责大概朝向两重困境，一则是作为舶来品的西洋理论的在地适用度，二则是理论话语与文学审美、直观阅读经验的隔阂。20多年后的今天，“学院批评”越来越显露出90年代始料未及的缺憾，很难说任何一种研究和批评是“非政治的”，如果说“一体化”文学的批评的政治性是“非黑即白”、宣布非法的批判，试图“非政治”的学院依然难以摆脱体制以另外的方式所施与的影响，何况，恰如施米特所说，“将自己的对手定为政治的，而将自己定为非政治的（即科学的、公正的、客观的、无党派性的等等）这种做法，事实上是一种典型而非常有效的从事政治的方式。”政治的概念和内涵需要不断历史化和再阐释。需要注意的是，“去政治化”的主张影响着学院内外的文学批评，有意无意之间，被放逐的政治与意识形态只是窄化的理解与记忆，文学批评同样放逐的是探究鲍德里亚不算新奇的提法——“意识形态腹语术”（《生产之境》），他指的是意识形态表面并不直接言说或强制观众接受，但实质上却如此，成功的意识形态是掩藏起了言说的机制和行为，成为某种不被感知的讲述和言说，也就是说，任何一个文本都是包含着某种或不止一种的意识形态，放逐对其关注和探讨的结果，是文学批评越来越放逐对变动不居的现实的参与感，以及应有的反身作用于作家和文学之上的力量。 更大的难局是批评的接受向度。文学批评者在学院训练中获得完全自足的理论阐释时，却常难于将文学审美、现实体验等感性因素纳入其中；而丧失可感性的文学批评，也就势必失去了批评作为连接作者、作品与读者桥梁的作用。哪怕思想的行走是渐次向下沉淀的旅程，我们也不得不意识到，年轻一代的学院研究者、文学体制的工作者、文学编辑、批评家甚至作家（尤其“80后”、“90后”作家）大多都是从学院中走出来的，我们的思维方式是越来越坚固的“学院式”的，那么，我们如何面对那些现成话语无法覆盖的对象和问题？又如何在既定理论框架之外思考问题？文学编辑出身的批评家李敬泽遇到新鲜的作家或作品时，发现了既定批评话语的格格不入——用他的话说，那是文学让批评家们“沉默的地带”，老虎吃天，无处下口。与精研中国传统批评的现代学者一样，因与个人审美和心性的恰切，李敬泽欣然接纳了传统批评的思维方式。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