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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山水” 在政治、哲学、文学或其他领域，出现一个有价值的术语或概念，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更何况，若它真正成为一个学科的范畴，则有可能占据一定历史位置，“文学山水”有这种可能性。 据笔者目前的了解，按“文学”“山水”顺序，将两个词组合在一起，最早出现在大陆《两岸关系》杂志1999年第1期，作者是时任《人民文学》主编的程树榛。文章标题为《“文学山水相约”——大陆著名文学杂志负责人访台散记》，“摘要”明确指出，是“台湾朋友为我们此行起了个富有诗意的名字”。很显然，这里的“文学山水”不是一个学术的、理论性概念，而是“文学”与“山水”相加，一个访问团体的标识。散记发表在一册时政性刊物上，在文学界也几乎没有引起任何注意。 2015年，由香港世界华文旅游文学联会主办的“第五届世界华文旅游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打出了“文学山水”的主题，它不是对“山水文学”的简单倒置，而是在文学与山水（无论狭义还是广义）关系上，一种观念的改变，一些创作方法的概括，甚至还关涉到数千年来哲学美学上主客体争论不休的思辨，是相当有价值的一个命题。 我们来讨论文学表现山水的另两种形态，即自现山水与文化山水。这类作品从人文出发，从主体出发，强调人的存在价值与理想价值，用山水来阐释人化的自然，让山水隐进人文，颇值得研究。 第三种曰“自现山水”，也可以说是自现自然，让自然的星月、山河与动植物内在地诉说。在《诗经》等摹写山水及之前的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因为自然的强大和原始宗教的约限，人们臣服于山水，崇敬山水，视自然及山水为神（《周易》即以“乾”为神）为仙。只有在相对于自然本体之主体（人）相对自由和解放之后，在一定意义上激活了“天人合一”中“天”与“人”的平等价值之后，文学才可能让山水与自然“自现”。王维的五古《辛夷坞》： 木末芙蓉花 山中发红萼 涧户寂无人 纷纷开且落 一个自闭的山涧，一树自语的芙蓉，一个自足的世界。《周易》以天为神，《说卦传》更谓：“神也者，妙万物而为言者也”，大概就是这种境界吧。 新加坡华文作家周粲的散文《秋色》写道： 所有的枫树都知道：叶子绿了之后，一定要凋零；既然如此，那么，在凋零之前，为什么不索性痛痛快快地燃烧起来呢？这么想时，所有的枫叶，便都痛痛快快地燃烧起来。 在这里我们看到，枫叶之所以燃烧，是枫树自己的心理行为。这个行为能够发生，当然又是植物与季节所创造。这就像弗朗兹·马克所期待的，画作能“表达出森林或马自己所感觉的”（《宗白华美学文学译文选》）。这些除了意识，还需要笔力，并不容易做到，但周粲做到了。他另一篇名为《树龄》的散文，通篇用第三人称请一棵老树来讲述自己的历史，第四段说：“当然，它也能讲一讲跟鸟窝啦、蜜蜂巢啦、蚂蚁啦、啄木鸟啦、松鼠啦等打交道的经历，但是这些经历，谁听了都会嫌琐碎的。”带给读者全新的视界，一种来自山水万物的内在之声。这种写法，在大陆、台港散文里也并不多见。 第四种曰“文化山水”，也可以说是文化自然，或以人化成的自然。人以山水修养性灵，久而久之，再以性灵修养山水和统领山水。有的文本，表现在人创造的文化系统里解释和叙述自然，有时甚至可以忽略自然。这是在人类文化产品相当丰富，社会文明高度发达，而人类主体非常自信甚至有些膨胀的时候，才可能形成风尚的一种形态（在历史的某个时段，某个个体的自信与超越，也可能出现类似作品，如林则徐少年时与老师合作巧对的山水联“海到无边天作岸，山登绝顶我为峰”，就明显地将人高耸在自然之上）。就作者群体而言，学者或理论修养比较好的作家，喜爱这种方式。像饶宗颐、余秋雨和李元洛等都有这样的作品行世。香港饶宗颐的《文化之旅》，讲国学与地理、田野与考古，文化很多，而山水很少。余秋雨的《山居笔记》、《文化苦旅》和《行者无疆》等，通过考查埋藏在中外文明历史中的良知，重建现代民族知识分子的文化人格。某些篇章像《三峡》，虽然带读者进入了历史地理，但那地理中的山水，影影绰绰甚至一带而过，完全不是过去那一套临摹细描的笔墨。为什么呢？醉翁之意不在山水，在乎山山水水中承载的文化，因为文化才使山水高耸在人类历史的天空中。而人的精神、人的遭遇、人的追求、人的浪漫、人的气魄、人的创造、人的艺术之光与彩，“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才是贯穿始终的主旋律！ 当然，文艺是一种复杂的精神现象，而文学比起艺术来，可能更加剪不断，理还乱。上述文学对山水自然的四种表述形态，并不总是可以区别开来的，一兼二甚至更多的大诗大文大戏，也极有可能存在着。比如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比起五言或七言的绝句来，是不是要复杂得多，也立体得多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