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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众文化时代，所谓的艺术家们早已在自觉地扮演“使人生变得轻松的人”，他们的作品竞相成为娱乐大众的“心灵鸡汤”，更可怕地走向另一个极端——新世纪的喜剧愈发变成“娱乐”、“快感”、“开心”甚至“卖笑”的代名词，除此无他。事实上，21世纪以来中国大众文化产品以身体快感与视觉刺激为审美内核的叙事策略、修辞风格与话语癫狂，呈现给受众的更多是审美形象化和身体快感化的声色欲望之作，其语义学维度的审美思考越来越匮乏。如何达到对审美泛化的形而下之轻的规避，以及对喜剧美学的人性解放之重的自觉追求，是“文化中国”复兴过程中亟待解决的思想难题。 文化和艺术的生产与制造出了问题，传播渠道更是推波助澜，往往能够把“妖魔化”“巫术化”的东西，以最快的速度传播到社会的各个角落。交互式传媒的发达以及互联网时代的分享和自由，确实为“超女式民主”和各式“民粹主义”的不断萌生提供了肥沃土壤，使普通民众容易产生“自恋型幸福”和自由的幻觉，对“愚乐”式粗俗文化流连忘返，打定主意“宁做快乐的猪也不做痛苦的苏格拉底”，对生命的底色和生活的真相视而不见。在现实生活中，大众传媒一方面给普通民众带来无法言喻的自由快感，大众文化通过解放欲望曲折地达到文化政治的解放，这可能是通往民主的一个入口。但另一方面，电视对大众低俗趣味的迎合和网络上的随口乱说、众声喧哗的现状又给这一自由感打上了不祥的印记，大众文化不可避免地存在低俗化、平庸化的现象，而这一现象又作为范本通过大众传媒传播给更多的人，成为一种支配性的力量。同时，现代高科技支撑下的大众传媒还颠覆了文化立法权，解构了传统文化秩序，提前制造了消费社会的假象，强力推动了文艺的消费化，特别是现代电子传媒对理性主体的重构以及所造成的自我认同危机，这些都共同促成欲望化创作的兴盛。从根本上讲，只有超出黑格尔、尼采所说的“主奴关系”，寻找另一种基本关系模式，建立新的公民道德，使公民摆脱媒体操控，才能产生新的公众心理，协调政治性因素，从政治学的角度考察和解决这些问题。 中国正处于转型时期，互联网变革的洪流又让人们惴惴不安，人们都在寻找精神依托，很多固化的思想糟粕都在等待打破，人们需要填充营养和价值，可这恰恰也是中国崛起的最佳机遇，我们需要能够给国人做正确价值导向的“名人”与“偶像”。而社会上却非常缺少这种角色的存在，有文化、有担当、有正能量的“名人”与“偶像”太少了，以至于整个社会思想秩序一片混乱。从经济学的角度看，正是因为没有真正的思想舵手和艺术先锋，才使很多明星、网红借助“错位填充”爬到了时代之巅，因为他们都属于稀缺的“生产要素”，殊不知，其负面影响却非常深远。传统产业的衰退，又让热钱加速流动到文化、互联网等虚拟产业，即使现在各种选秀节目层出不穷，但娱乐工厂生产和批发“明星”的速度还是远远慢于热钱的涌入速度，在这种供求关系之下，必然会产生“明星”及其相关产业的价格泡沫。 抵制“三俗”之风、改变“喜剧性噱头满天飞但喜剧精神基本沦丧”的文化异化局面，必须警惕和防范打着各种旗号的文化“民粹主义”的忽悠和煽动，尤其是“超女式民主”，最大程度地践行文化正义。艺术的最高境界就是让人动心，让人们的灵魂经受洗礼。从根本上讲，超越性是人类自由自觉本质在文化审美中的显映，审美的特点就在于它超越了有限的功利之境进入了一个无限澄明的意义世界，人不再囿于外在粗陋的实际需要，不再将对象视做有利于有限需求和意图的工具；人通过审美，通过非实用性自我发现、自我肯定、自我创造最终达致最高的自由境界。随着人们对大众文化内在特征的体认的加深，我们有信心看到一个多元文化形态协调发展的文化新格局。 中国经济的当代振兴令世界瞩目，而富强之后展现什么样的文明、呈现什么样的文化面貌同样令人关注。一个国家的真正强盛，最重要的标志是国民的人格独立和内在尊严的崛起，以及“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的社会操守和基本道义的形成。正如布罗斯基坚信的“美学真实”与“精神自由”成正比关联一样，作为“审美批判标准”的文化正义以及被高尚、优雅、敏锐、仁慈的“审美趣味”熏陶出的个体素养，将成为文化复兴与文明崛起的基本标志。拥有气定神闲的社会氛围、谦恭温良的国民素质、廉能高效的责任政府以及厚德载物的时代文化，才是真正的中华民族的全面复兴。（作者系温州大学特聘教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