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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性是文学作品始终在探讨的一个主题，而战争环境的极端性容易让人性恶的一面暴露出来，更能凸显人性闪光之处的可贵，由此不难理解作家们为什么抱着战争这块人性的试金石不放。而且，对人性的反思成为写作时往返历史与现实的有效手段，保证了一种延续性和审视性的历史眼光。但需要避免的是为写人性而写人性，别让人性探索止步于阅读的快感，也别让人性书写沦为迎合猎奇心的一个伎俩。 其三，当下的战争书写，纪实与虚构暧昧含混，互相交织，持续逼问着历史真实与文学真实的问题。很多作家以真实为追求，如《南京不哭》就是亲历者的历史见证，而更多的作品试图通过一手史料的介入来增强真实感，如《吾血吾土》实地采访了20余位抗战老兵，《第五战区》建立在作家田野调查的基础上，《劳燕》中插入大量的文献档案，等等。但与此同时，这些作品都存在着想象基础上的对史实的加工，都是作家建构的独一无二的战争时空。很明显的，既不违背基本史学常识，又能将历史的丰富性与复杂性表现出来，已经成为决定战争书写成败的生死线。 世界文坛上有一股战争书写的力量提倡“战壕派”真实，认为只有亲历战争才有资格书写战争，作品来自于战壕。实际上，绝对真实不可能完全实现，叙述本身就是一种介入，面对战争这同一个底本，不同的叙述者会有不同的述本。虚构与非虚构的界限是当代叙事学关注的焦点之一，文学发展到今天，不应简单地将虚构等同于作为叙事范畴或体裁的“虚构作品”，它其实是一种在许多非虚构叙事作品中也较常见的写作策略。战争书写的这一区分更为重要，因为在不背离基本历史事实的基础上，正是虚构实现升华，让文本更具震慑心灵的力量。 当下，受消费主义、娱乐主义以及历史虚无主义诸方面的影响，文学的创作与阅读正面临被削平深度的危险，在此背景下，战争这样的宏大题材无疑具有历史与文学的双重价值，既为历史讲述、历史表达提供了丰富的可能性，也让文学重新介入历史现实，重拾广度与深度。上述这些战争书写文本在人与情、人性与现实、纪实与虚构方向上的努力，正是路径探索的表现。当然，它们同时也面临着如何选择更恰当的切口、合理裁切史实、把握叙事节奏、适度控制情感的问题。在国际形势日益复杂的今天，重写民族苦难史，对激发民族情感、凝聚民族精神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从这个角度来说，战争书写不仅没有过时，而且更需要拿出文学的“硬本领”来，拿出真正有深度的禁得起历史检验的作品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