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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学深度面临消解的今天，战争这样的宏大题材无疑具有历史与文学的双重价值，既为历史讲述、历史表达提供了丰富的可能性，也让文学重新介入历史现实，重拾广度与深度 战争留给人类的记忆是痛苦的，又是深刻的。这记忆需要铭记，更需要反思，而文学无疑是铭记与反思战争的重要载体。近两年当代文坛接连出现了好几部长篇巨著都是关于战争的书写，将这些作品放置在一起比较阅读，饶有意味。它们所表现出来的共性，对我们今天理解战争书写的意义及可能性颇有启示。 其一，战争书写不约而同地从正面描写战场转向对战争中人与情的描摹。范稳的《吾血吾土》书写一位老兵70年的命运流离；严歌苓的《芳华》中战争像影子一样存在，于无声无息中改变许多人的命运；郑洪的《南京不哭》，正如作者所言，“很多人知道我的小说以南京大屠杀为背景，心里就浮起许多血淋淋的场面。事实上贯彻全书，无非人间一个‘情’字”；张翎的《劳燕》打捞起的是二战中一个女性与三个男人的情感纠葛；范稳的《重庆之眼》也通过爱情叙事把重庆大轰炸与对日索赔等情节进行了巧妙关联。 从“情”的角度切入战争，从根本上来说是一种文学优势的体现。情感越是真实，历史的苦难越是悲痛；人生越是有情，战争的无情就越显可悲。战争年代无论是战友情、爱情、亲情还是普通人之间的感情，都弥足珍贵，而反观非战争年代的人情冷淡，叙述张力也就显现出来。只是，面对民族灾难，这种情感书写极易成为一种无节制喷涌，控诉过多，甚至流于表面说教。这里需要处理的是作者的发声问题，作者的发声不能僭越作品中人物的自然流露，也不能代替读者的由衷体悟，战争书写越是真实越是急切的时候，越需要作者慢下来，给人物行动一点时间，给场景铺陈一点时间，给读者的情感发展一点时间。 其二，战争书写投向历史的眼光不避现实的情境，串起历史与现实的往往是对人性的反思。罗伟章的《太阳底下》围绕着“重庆大轰炸”，重点写的却是二战史专家黄晓洋对曾祖母死因之谜的探究，以及这场漫长的探究给他的生活带来的变化，揭示了战争刻写在人们心上的秘密之深之重。《劳燕》中，现实不会因历史而改变前行的轨迹，战争结束，生活依旧前行，只是这现实生活的惊心动魄让那些参加过战争的人都感到震动。此外，如叶炜讲述鲁南抗日根据地革命历史的《福地》、常芳的《第五战区》和赵本夫的《天漏邑》，也都在血与火的时代背景下展开了复杂人性的探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