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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47年至今,邵燕祥已经历了整整70年创作旅程。1984年,在去呼玛途中的大兴安岭十八站时,他以《开花》表达自己“拼一生的情思/开放这一次”的激情,写下“即使只开放一次/即使只开放一天/能够开花/也是幸福的/因为/是在这可爱的大地上/开花啊!” 步入老境,邵燕祥依然愿意以“花期”来回顾和总结自己的创作节点。“80多岁的老人,把写作比作‘花期’,好像不着调,”他温和而自嘲地进一步解释,“我说诗是‘花’。百花齐放是好的,文学作为‘花’也是好的。我更进一步认为,诗是诗人的生命之花,是用自己的心血、用精神、用生命浇灌的。” 一 1949年至1957年,是邵燕祥几乎专意写诗的第一个“花期”。先以歌颂革命战争胜利的《歌唱北京城》(1951年华东人民版)开局,后又写出了《到远方去》《我们爱我们的土地》等一首首新时代的咏叹调。 周定一1947年至1948年在《平明日报》协助沈从文编《星期艺文》,他回忆:“投寄诗作最多的是邵燕祥,而且每每是长诗,感情充沛,才华横溢,并处处见到现实批评精神和明朗的进步立场。我想,有必要去拜访一下这位热心的作者了,于是按来稿地址找到东单附近的一条胡同。见面之下,我深为惊异,原来他那时还是个十四五岁的中学生。”(《沈从文先生琐记》) 邵燕祥的童年是寂寞而压抑的—— “1939年上小学的时候,我居住的古城北平已经成了日本人信马由缰的世界。属于我的世界只是学校的教室和自家的院落……我的童年和少年时代的生存环境,就是外战和内战。我家虽勉可温饱,但精神的忧患压得一个孩子早熟了。这样的国土上,不应有梦。然而我偏要做梦,并学着说梦。这些诗,记下了好梦,也记下了噩梦;记下了好梦的破灭,也记下了噩梦人惊醒。” 在《邵燕祥诗选序》,似乎可找到他早期的诗歌气质形成的因由。他从1947年开始发表诗作,那时正是国民党统治时期,邵燕祥的诗歌基调是悲凉的、控诉的。他用悲凉和控诉鼓舞斗志。 邵燕祥初一的国文老师叫仇焕香,毕业于北大中文系,他第一次看到邵燕祥的作文,赞赏之余批注:“文笔老练,非率尔操觚可比。是从何处抄来?” 下课后,邵燕祥找到仇焕香说:“仇先生我不是抄来的,是我自己写的。”仇焕香说:“好吧!”第二次作文课,仇焕香就留神了,他在堂上监考,发现邵燕祥的作文果然不是抄的,从此对邵燕祥另眼相看。 正是在仇先生这里,邵燕祥看到了油印本的毛泽东《论联合政府》,他为书中提到的建立一个和平、统一、自由、民主、富强的新中国的理想所吸引;也正是仇先生,将手头所有的鲁迅杂文单行本全部借给了邵燕祥,使他明确了为人、为文的方向,并从此打下杂文写作的底子。 1947年,邵燕祥参加了“五二○”反饥饿反内战运动,并于10月加入了中共地下党的外围组织“民主青年联盟”(民联)。他说:“我更加全心全意地跟着被反动派诬为‘匪谍’的地下党的大哥哥大姐姐们,参加读书会、壁报、话剧团,利用一切可能团结同学,宣传党的主张;还搞过团结老师的尊师募捐活动。我和同志们一样如饥似渴地找一切可能找到的革命书刊来读。” 北平在围城期间曾估计到最后难免遇到傅作义部队的抵抗,那必然会发生巷战。为了给解放军提供向导,邵燕祥和地下党外围组织的成员分片进行调查,哪些街道有军警岗位,哪些是企业单位等等。这些资讯为绘制军事地图提供了依据。 首都师范大学教授吴思敬曾在《苦难中打造的金蔷薇》一书序言里提到,邵燕祥写于1947年4月的处女作《失去譬喻的人们》“指控权力者宰割人民、发动内战,但具体指的谁,诗中并未点明,这在政治上也许是不鲜明的,但这种不点明,恰恰也使这首诗与一般的檄文有了区别,而成为一种历史现象的概括。” 《失去譬喻的人们》的写作受了穆旦的影响,对于邵燕祥是有里程碑意义的。在诗歌的风格和写法上,他最初则深受臧克家的影响。臧克家的《罪恶的黑手》《运河》是邵燕祥特别欣赏的长诗。而他的新诗创作,整体说来主要受“七月派”的影响,如艾青、田间、冀汸、绿原。 “艾青抗战以后的诗,我几乎都买全了:《向太阳》《火把》都是长诗,适合朗诵。《大堰河——我的保姆》《雪里钻》《他死在第二次》《黎明的通知》《在北方》……印象深的我都背下来了,比如在《乞丐》中他写道:乞丐用固执的眼/凝视着你/看你在吃任何食物/和你用指甲剔牙齿的样子。” 邵燕祥说,凡是过去别人的诗里没写过的、有独特发现、有很深内涵的诗句,是很打眼的,能打进你心里,让你长久不忘。艾青的诗,一下子让你体会到抗战初期难民悲苦的状况。他的表现方式和旧体诗不一样。比如,旧体诗有白居易的《望月有感》:“田园寥落干戈后,骨肉流离道路中。”邵燕祥是在日本统治下读到白居易这首诗的,他虽然在北平城里住着,没有流离失所,但是作为亡国奴或半亡国奴也能体会难民的痛苦。 邵燕祥少年成名,用他的诗行编拢的花簇,装点了20世纪50年代的诗坛。何西来在《燕祥的诗心和文心》中评价道:“他单纯、年轻的诗情和诗心,很让那一代年轻人激动不已。”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