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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点叙事”趋于固定化与类型化 那么，文学给语文教育带来的影响到底是什么？笔者认为，最大的影响是“焦点（消失点）叙事”的问题，说得通俗一点，就是一篇文字要围绕一个主题展开，不能跑题，而且整篇文字是一个封闭的结构。 经典文学的写作，其内容大概不外乎三种，即“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要到哪里去”。“我是谁”的写作即现代性自我认同与自我确认，从根本上讲是笛卡尔“我思”意义上的主体建立。具体表现在文学写作上就是“成长”文学，“五四”时期郁达夫的小说和郭沫若的诗歌是属于这一类的典型写作，后来丁玲、巴金、萧红也都继承了这样一种写作方式。“我从哪里来”和“我要到哪里去”就是“起始”与“终末”的问题。从“五四”中国新文学的发展历史来看，中国作家的文学作品基本上是按照“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要到哪里去”这样一个先后顺序在写作的，其文学写作线索基本上是清晰的。 但无论这三种写作有怎样的区别，各自有怎样的特点，都不妨碍它们有一个最基本的共同点，即主题性。这个主题性也就是“焦点”。在经学时代，“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要到哪里去”这三个问题最终都要归结到“天道”。当时，“天道”就是它们的主题性之所在，同时也是它们的焦点和消失点。进入文学时代以后，这个原本清晰的消失点“死去”了，以笛卡尔为代表的现代人在那个原本属神的位置试图填充“人的理性”，将人类有限的触角伸向无限世界的所有领域。以有限而控制无限，这本身就是一种僭越。人起初以为是可以做到的，可是现在却越来越清晰地看到了这种控制的不可能性与虚妄。在这样的一种僭越中，人是不可能同世界和解的，因此，小说或者说文学是人类不能同世界和解的产物。文学中四处流溢的焦虑、反抗与不和解正是这种关系的写照。 同时，因为人类不能遏制自身对无限的向往，因此，当这个世界没有超越于人类之上的主题，而人类的理性一直充当着主题之时，不断地追寻新的主题便成为“现代”的永恒主题。而文学作品正满足了这样的需要。这或许能解释经典文学经常会围绕着一个主题来写的原因。这也就形成了作品当中的焦点或者透视点或者消失点的问题。欧洲20世纪以前的经典文学作品尤其是小说，都有这样的一个“主题性”的特点，这一点在古典绘画之中显现为“聚光点”，亦即透视点。围绕主题的“焦点”写作，其结构一定是封闭的。“五四”以后中国文学的展开同世界并不同步，而是大部分时间里停留在欧洲19世纪经典文学的写作结构之中。因此，中国的文学时代格外强调“主题性”这个问题。这一点自然也影响到中国的语文教育思想。中国语文写作当中遵循的“形散神不散”的铁律，其实就是这种“主题性”焦点写作的最好例证。 毋庸置疑，文学时代及其取得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但它对语文产生的深刻影响也是不争的事实，当前，厘清二者关系的时机已经成熟，这对语文教育也有启示作用。 （作者单位：中国传媒大学文法学部）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