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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马丁所说，理解中国是21世纪的最大挑战。实际上，“中国的未来”以其不确定性，成为今日知识界最诱人的科幻命题。很多知识人早已从不同层面进行过类似的“科学幻想”。这里仅举两个例子说明。 其一，经济学方面。马丁的论述让人想起在本书之前出版的《亚当·斯密在北京》。在那本书里，同为西方著名马克思主义学者的阿里吉，从长时段的世界经济史角度，考察资本主义数百年的扩张和霸权转移，阐释最新一轮的权力交迭：美国霸权的“晚秋”如何被东亚的“春天”所代，以及中国通过“工业革命”、“勤劳革命”以及政府利用市场作为管制工具以鼓励竞争并保护工人福利等诸多非殖民掠夺的方式所达成的经济起飞对于世界经济的独特贡献，由此可能导致美国和北方国家主导的资本主义世界的金融支柱日渐动摇，南方国家通过日益充裕的资金赎回债务，把贸易顺差的再投入从北方国家逐渐转向南方，以此作为南方解放的工具。建立在全球市场之上，而非单一的政治—意识形态，出现了新万隆集团，对全球财富和权力等级制度构成了威胁。北方必须与南方合作。如此，中印两大国的态度变得重要，这意味着一种可能：将中印乃至世界从西方资本主义的社会和生态毁灭中解放出来。前提是：人们必须认识到，东西两条道路并非截然相反，而是互有交汇，东方道路也可以提供另一种现代化的可能。 其二，国际政治层面。马丁朝贡体系论述的用心又让人想到哲学家赵汀阳的《天下体系》。赵汀阳认为现代民族国家体系在实践中导致没有人为“世界”负责，而只对自己的“民族、国家”负责，因此，在国内适用的民主、自由并没有推广到国家间的层面。故而，目前世界仍然是个“非世界”，或“无效世界”。这正是全球化时代诸多困境的哲学根源，它使得整个世界处在流血乃至毁灭的危险之中。由此，他把目光转向中国古代的“天下”，发现这个几千年前提出的概念蕴藏的理论潜力：它把“天下”看作是“至大无外”的思考单位，从“天下—国(诸侯)—家”这样由大至小的方向，思考如何实现各个层次的和谐，它不承认存在着无法被“化解”的绝对他者，而相信每个他者都是这个至大无外的“天下”的一个组成，因此也就排除了不可通约的、绝对的“文明的冲突”，而这正是我们今日世界所渴求的。中国人的文明观对于未来的世界会产生正面还是负面的结果？赵汀阳借传统中国概念作发挥性的使用，多少或可作为对这一问题的回答。 其实，关于中国是个文明国家还是民族国家的论证，学者汪晖的一系列研究提出了一些富于启发的简介，他在《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里，暗示了一种理解的方式：中国不是一个僵化的疆域、语言、种族等等，而是从古至今的一代代士人缝合历史的变迁与断裂、赋予其连续性和认同感的努力，中国的历史实践也因此能够成为反思西方主导的现代性过程的一个重要契机。 尽管马丁的著作资料丰富，但与那些在不同层面展开的专著相比，它的学术性显得不那么强，与其说是一部学术著作，不如说是对当前时代在中国崛起背景下展开的诸多前沿性学术研究的综合、总结和通俗化，马丁的目的并非与知识界展开激烈的辩论，给中国崛起这一事件以学理上的说明，而是面向西方大众，用丰富的证据、清晰的条例、浅白的语言来说明这一事件将会怎样，如何在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方面改变世界的未来走向。换言之，这更像是一本西方人在未来中国全面崛起时代的生存手册。它一方面为民众敲响警钟，提醒未来的游戏规则即将改变，另一方面又安抚民心，说明中国的行事方式虽然不同于西方，但仍有很大可能使世界朝更有益的方向变化。 如此的立论旨意，自然也就难免限制它的行文方式，讨论的问题也就不免浅尝辄止，相关论述更难逃简单化的偏颇。比如，马丁试图超越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以更长久的中国历史来解释中国的行事风格，这使他更强调共产党执政与历史的延续性而非断裂性，这样的论述将“人民当家做主”的社会主义民主实践的复杂性予以遮蔽，让人觉得甚为潦草。类似地，中国革命胜利后前30年的革命性变化与后30年经济成就之间的关系也没有得到关照(土地革命带来的平等逻辑作为个人在市场上平等的起点等等)，后者反而被挂钩到革命前的历史。这不免让人觉得马丁对中国革命这一20世纪最重要的历史事件之一的意义有点隔膜。 (责任编辑：admin) |